宪问第十四 -论语讲记(中亚原版,套装共9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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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问第十四

原 文

1.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2.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3.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4.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5.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6.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7.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8.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9.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10.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11.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12.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13.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14.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15.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16.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17.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18.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

19.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

20.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

21.阵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阵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22.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23.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24.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25.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26.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27.子曰。君子耻其言之过其行。

28.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29.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30.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31.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

32.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

33.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34.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35.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36.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37.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

38.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39.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

40.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41.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42.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43.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

44.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第一章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有道则显 无道则隐

这一章是孔子的弟子原宪向孔子请问。“宪”,是孔子的弟子原宪,字子思,在“雍也篇”里也称原思。原宪出身贫寒,个性又比较特殊,他一生安贫乐道,不肯与世俗合流。

在孔子做鲁国大司寇的时候,原宪曾经做过孔子的家臣,孔子要给他九百斗的俸禄,他不肯要,推辞。孔子过世之后,原宪就隐居在卫国,住的是茅屋,吃的是粗茶淡饭,生活很清苦。有一次,子贡驾着高大的马车去拜访原宪,而原宪却穿着破旧的衣服出来迎接他,子贡就问,夫子其病乎?您老人家是不是有什么病?子贡是富家人,原宪就点化他说,“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我听说,没有财富叫贫穷;学了道而不能去力行,叫病,“若宪,贫也,非病也”,我是贫,不是病。子贡听了之后,很羞愧。从这个小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原宪真正是一位大德君子。

原宪在本章里请问孔子关于耻的问题,什么叫“耻”?耻很重要,《了凡四训》里讲,“耻之于人大矣,以其得之则圣贤,失之则禽兽耳”。一个人有羞耻心,他念念不愿意作恶,知道作恶可耻,所以他能够改过自新,直趋向圣贤的境界。如果一个人不知耻,他有过就一定不能改,他会觉得没什么,别人犯的过错比我还厉害,这就是不知耻,渐渐沦为禽兽而不自知。所以,要想成为君子、圣人,这个耻心非常重要。

“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雪公李炳南老先生在《论语讲要》里引三国时代何晏的《论语集解》,何晏又引西汉大儒孔安国的批注说,“谷,禄也”,谷是俸禄,一个国家的官员,或者是大夫的家臣,都有俸禄。“邦有道,当食其禄也”,邦是国家,国家如果有道,什么叫有道?这个道很难讲,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能讲出来的,已经不是常道了;但是,不讲又不知道,所以只能勉强地讲一讲,就从德上讲、从仁上讲、从义上讲、从礼上讲。

儒家所崇尚的五个境界,道德仁义礼,最高的是道。我们没有证得道,退而求其次,得修德,修德才能证道。没有德,就要做到仁,成为一个圣人。仁是什么?仁者爱人,爱人如己,自己与别人是一不是二,这叫仁,这是讲存心。德是道的自然流露,比仁更高,仁里还有念头,德里没有念头,是性德自然流露。仁也很难做到,就要做到义,义者宜也,我们应该做的就要做。义是循理,按照天理良心来办事,这叫义。义如果做不到,再退而求其次,要有礼,有礼貌、有礼度,待人、处事、接物要讲一个礼度,这就能够和谐,但是这比义又差一等了。如果连礼都不讲了,这就叫无道,叫乱世。所以,邦有道,最起码的是要讲礼,以礼治国,才能做到和谐社会、和谐世界。

礼乐治国,必须要通过教育来实现。从礼进步到义,从义进步到仁,从仁进步到德,从德进步到道,到了道的境界,就是无为而治了,老百姓不觉得这个国家有领导人,大同世界就叫道,以道治国。现在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也提倡以德治国、以仁治国,非常难得。邦有道,这就是社会和谐,讲求仁义礼智信,讲道德、兴仁义。所以,有志之士确实应该出来为国家服务,为和谐社会贡献一分力量,“当食其禄”,出来做事,为国家服务,接受俸禄。

如果是“邦无道”呢?雪公引孔安国的批注说,“君无道,而在其朝,食其禄,是耻辱也”。君是指国家领导人、帝王、诸侯国君等,现在我们讲总统、主席、首相等;无道就是没有道德,不讲仁义、唯利是图、自私自利。如果是这种人在领导国家,我们还要“在其朝”,为他服务,“食其禄”,得到他的俸禄,这是耻辱。过去的读书人都很有气节,所谓“良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贤臣得找一个明主;如果是一个无道昏君,有志之士绝对不会跟他同流合污。同流合污,就是耻辱。为什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无道,我们跟他在一起,就说明我们也是无道之人?所以,读书人不要这个俸禄。

东汉时期的大儒郑康成,我们在讲解《论语》时就常常引用他的批注,东汉时期很乱,朝廷想聘用郑康成,郑康成拒绝了。为什么?当时的朝政已经被何进大将军把持了,朝廷已经无道了,所以郑康成绝不吃那个俸禄。甚至大将军还请他到了将军府,准备要封他爵位,给他高官厚禄,他不好不来,但是第二天就偷跑掉了,等准备给他加官晋爵时,找不到人了。这是难得的有气节的士人,读书人。当然,如果是这个朝廷、这个国家,还有机会回头,有志之士还是应该尽全力帮助他,除非实在是没有办法回头,无道到简直就是昏君,这就没办法再帮助他。

孔子也曾经做过鲁国的大司寇,当时鲁国三家专权,也是无道,孔子为什么要做大司寇,食其禄呢?大司寇的地位很高,相当于宰相。因为孔子见到当时的鲁国还是有希望、有机会改变政局,削弱三家的势力,扶持国君。因为三家僭越礼度,横行霸道,孔子曾一度帮助鲁国国君做堕都的工作,把三家的城墙给堕掉,把军事实力收回给国君所有,这才符合礼,但是后来堕都失败了。失败之后,鲁国国君也不争气,迷上了齐国的女乐文马,耽于酒色,所以孔子就离开了,把大司寇的官服还给了国君,自己周游列国,不再食其禄了。为什么?真正已经无道到没有办法挽救了。原来还有可能救,就尽力去救;现在救不了了,只好离开,独善其身。

君子为义 小人为利

朱子在《集注》里的解释也很好,“邦有道,不能有为;邦无道,不能独善,而但知食禄,皆可耻也”。这是讲我们的存心,为官的目的是什么?是为自己的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为自己得到俸禄,还是真正想为国家、为人民服务?自己是公心,还是私心?如果有私心,就是可耻的。只有公心,没有自己,这才是真正的读书人的志向。所以,邦有道就一定要有为,应该出来替国家人民服务;如果是遇到乱世,邦无道,那就要独善其身,不能出来。所以,古代的读书人都明白道理,都知道要讲一个义字,没有人愿意追求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喻就是心里老想着、老牵挂着,君子牵挂的是义,一切行为以义为准则;小人所牵挂的是自己的利养。所以,君子和小人就在这里分判,小人是可耻的。

我刚刚从上海回来,老恩师让我去参加一个“商亦载道”的企业家论坛,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来主办的。这个论坛活动只有一天,请了三位主讲的老师,我是其中一位,与一些知名的企业家进行对话。在论坛上,我就给大家提出一个问题,我说大家都是企业家做生意,是商人,商亦载道,怎么看商人有没有道德?最重要的是看你对义和利这两者之间的选择。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一见到孟子就问他,“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您老人家不远千里而来,给我们国家带来了什么利益?开口就问利。孟子回答他,“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你何必跟我讲利?你只要有仁义,还愁没有利吗?所以我就请问在座的企业家们,你们认为做生意应该只讲义,不讲利的,请举手。在座有三四百人,真正举手的,不到十个。都是怎么想的?以利为前提,甚至还有主讲者公开讲,商人就得讲利;不讲利,你还经什么商?听起来似乎挺有道理。

为什么人们都不敢举手,不敢讲道义?现在为什么要举办这个论坛?就是因为商业里面的危机重重。譬如,奶粉里加三聚氰胺,炒菜用地沟油,据他们的统计,地沟油的产量,大约是全部食用油总量的十分之一。换句话说,我们出去吃十顿饭,必定有一顿吃上地沟油。还有生产水泥钢板的厂家,水泥钢板的中间应该是用钢筋,这是建筑材料,建房子用的,他们把钢筋换成了竹签,竹签一掰就断了,拿来充当钢筋的角色,大家想一想,建起来的那个楼恐怕跟积木差不多,稍微有一点什么风吹草动就倒了。这些危机,可以说现在是非常严重!所以,论坛提出来,企业家要有良知底线。良知底线是什么?不能够造假、不能够偷税漏税,不能在奶粉里加三聚氰胺,不能用地沟油炒菜,这是最最基本的做人的底线,做一个合法的人。现在,这个问题不得不还要提出来探讨,要企业家们宣誓遵守这个良知底线,那要谈到义,就更难了。

这个底线,现在都岌岌可危了,为了赚钱,你只要不害人,这是底线;不干伤天害理的事情,这是底线,居然都要去宣誓才能做到!这真的是蛮可悲的一个事实。所以我当时提出说,大家能够以义为前提,不讲利的,只但想一个义字的人很少很少。为什么大家不敢举手?为什么不敢去承当?原因还是道理没悟透。什么道理?因果的道理。孟子讲,“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这个话的言外之意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只要讲求仁义,何必担心没有利?利,是肯定会有的。修仁义是因,得利是果,修善因得善果,这是自然的道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岂有种瓜得豆、种豆得瓜的道理?我们修善,一定不会得恶报;造恶,一定不可能得善报,这是因果。我们如果真正把这个因果参透了,我们就知道,我们一味地去行仁义,后面来的就是大利。有一些灵性比较高的企业家,他们也认同这个观点,当我们完全是为公众效益,不是为自己,完全不讲自己的经济效益时,往往自己会意外地收获经济效益。

《了凡四训》里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真正命中该有多少财富,我们吃多少顿饭,得到多少功名、利禄,都有定数,那是我们前生修来的,这个定数就是我们的福,不用不仁不义的方法,也能得到,这是我们命中该有的,命里有时终须有,只是个迟早的问题。如果我们用一些非法的手段、卑鄙的手段,坑蒙拐骗、假冒伪劣,我们得来的,还是命中该有的,提前得到了,但是因为我们的这种非法手段,造作了恶业,会把命中该有的福折损掉。譬如,我们命中该赚一亿,我们就正正经经地做生意,就能赚一亿。如果我们用卑鄙的手法,伤天害理,只能赚到五千万,我们还觉得自己了不起,我挣了五千万,其实,殊不知自己的命里该有一亿,那五千万的福已经折损掉了。所以,“君子乐得作君子,小人冤枉作小人”,君子真正去行仁义,他的命中可能有一亿,结果因为他行仁义,福增加了,可能变成两亿了。超过命中所有的部分,才是自己真正挣来的。命中该有的,不算挣的,本来就有。所以,把这个道理参透了,就愿意去行仁义,不用讲利了,利自然会来的,何必去想?但问耕耘,不问收获,那个利就更大。

当然,一般人说不想利很难,商人都是为了利,为利也行,为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行仁义,我们的利才更大。但是,因为我们是为了利去修仁义,譬如做慈善捐献,当然我们保证没有偷税漏税、坑蒙拐骗,是用正当的方法经商得来的,这是基本保证,也是最起码的。然后,我们再额外地为社会做出奉献,行仁义,但是我们是有企图的,希望将来能得好报,是图利的心去行仁义也可以,也有利,但是利小。如果我们不图,就是一味行仁义,果报更殊胜,利就更大。所以,我们老恩师说,一定要提倡因果教育。我们真正想让商界重新恢复到良好的秩序,让企业家们恢复他们的良心,用温总理的话来讲,“血管里应该流淌着道德的血液”,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因果教育。当他把义和利的关系弄明白了,他就一定力行道德。所以,不义是最可耻的,君子绝对不取不义之财。

君子所行 移风易俗

蕅益大师批注说,“卓吾曰”,李卓吾先生说,“原思辞禄,欲脱其身于谷之外;孔子耻谷,欲效其身于谷之中”。这句话很有味道。原思就是原宪,他辞禄。原宪比较喜欢过隐居生活,隐君子,安贫乐道,有点儿像颜回。颜回是箪食、瓢饮,居陋巷,不改其乐,他也有点那个味道。所以,他出来做官的时间很短,就跟着孔子,孔子不做了,他也不做了,而且即使是做孔子大司寇的家臣时,他也拒绝俸禄,做得非常彻底,真正内心里面没有一丝毫名闻利养,一点贪心都没有,他是“欲脱身于谷之外”,谷是俸禄,他彻底放下了俸禄。

他是可以接受俸禄的,因为孔子做了大司寇,孔子也食俸禄,他何必还要拒绝?所以,孔子教诲他说,“邦有道,谷”,用我们现在话来讲,你也不能够太左了,该接受的时候要接受,因为邦有道,可以接受。不要特别的修苦行,一定不要俸禄也不符合中道。只要自己的内心里面,确实没有名闻利养就行,可是你也要想一想,这样做能不能带动社会风尚?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好像为国家出力接受俸禄,很可耻,那大家都不敢接受俸禄了,有志之士就都不敢出来为国家出力了。邦有道的时候,没有能人为国家效力,对国家就是损害。所以,孔子的行为很中庸,他不偏于二边。原宪的境界毕竟没有孔子高,他偏在苦行这一边了。

这种案例,曾经在子贡、子路的身上也出现过,在《了凡四训》里也有记载。鲁国当时有一道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见到有同胞被卖为奴隶,只要他们肯出钱把人赎回来,回到鲁国后,国家就会给他们以补偿和奖励。子贡把鲁国人赎回来之后,他不接受国家的赏赐,孔子就批评他,“赐失之矣”,赐是子贡的名字,孔子说,你这是错误的。为什么?你这样做,谁还敢去帮鲁国赎人?好像帮助国家做了赎人的事情,要接受国家的赏赐,就不廉洁了。你的这个行为是表法,你很有钱,你可以不在乎国家的补偿和赏赐,但是别人看到了,就都不敢做了,因为很多人没有钱,就不敢自己再拿钱出来赎人了。这就影响到了国家的这个政策,遭罪的还是那些没有被赎回来的奴隶,对人民没有好处。

反过来,有一次有个人掉到了河里,子路把他救了上来,那个人千感恩、万感谢,送了子路一头牛,子路就接受了。孔子反而赞叹子路,“你做得太好了!从今以后,鲁国救人的事情就会有很多了”。人们看到子路救人有好报,纷纷都愿意救人,而被救的人也都知道应该感恩,所以子路在无形之中,他就倡导出一个救人的社会风尚,所以孔子赞叹他。子路接受别人的恩赐、回报,一般人觉得,施恩还要得报,境界不高,但是孔子反而赞叹;子贡施恩不求报,不要国家的赏赐,孔子反而批评他。我们要从这里了解圣人的存心,不是在自己一身,而是在天下,在移风易俗,在久远的影响。

所以,孔子点拨原宪,你应该接受俸禄,这也是给国人做个好榜样。不是说接受俸禄就好像不廉洁,这是你该得的,没什么不廉洁,不要标新立异。邦无道的时候,就不能接受了,就要赶快辞掉官职;不辞掉官职,还接受国家俸禄,那就是可耻。为什么?你不能为国家立功了,国家无道,你是个贤臣,你肯定不能得到重用,无功不受禄,你若还受禄,不就可耻吗?所以,在邦无道的时候,孔子耻谷,耻于接受俸禄。“欲效其身于谷之中”,效是效忠、奉献,孔子愿意通过当官、接受俸禄的这种做法,把自己的身心奉献给国家,为国家效忠,为人民服务。他并不排斥做官,他不是只想做一个隐者。

孔子与老子的做法不一样,老子是出世,孔子是入世,他入世、做官,都是为了帮助天下万民。当然很可惜,当时真的是无道的时代,春秋是乱世,他很想做官,但没人敢用他,没人愿意用他,志不同,道不合。所以,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后,回到了鲁国办教育。他自己也没想到,竟然他的学说后来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主流,他自己被奉为“万世师表”、“至圣先师”,教育的力量比办政治还要大!孔子的做法,其实都是示现。老子也是圣人,老子当时看到春秋时期真的是无道,没一个国家有道,找不到文王、武王那样的圣君了,于是他就离开了,西出函谷关隐居去了,隐居前留下一部《道德经》,垂训后世。两位圣人,其实他们的存心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真正的大圣大贤,没有自己任何的私心。

兼善独善 随缘妙用

蕅益大师又引用方外史先生的话,“若知素位而行,便不肯脱身谷外”。“素位而行”,出自于《礼记·中庸篇》,所谓“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君子安于平常的地位,这叫素其位,行什么?行道德。“不愿乎外”,他不去攀缘,绝不会打妄想,我要怎样改变自己的地位,他安住于现在的缘,有什么样的缘,就做什么样的事。邦有道,这是有缘,国家请他出来做事,他就“不肯脱身谷外”,他就接受国家的聘用,接受国家的俸禄,这是应该要做的;邦无道,他也不攀缘,他示现周游列国,发现都没有缘,他也就回去了。

圣人做到随缘妙用,他不执著,随着这个缘,如果能够兼善天下,他一定不会拒绝;没有兼善天下的缘,他就独善其身,这是大乘的心理。小乘就反过来,原宪有点像小乘,他偏重于独善其身,自己修苦行,修得很好,确实子贡见到他都自惭形秽。他的生活方式跟颜回基本一样,也是箪食、瓢饮,居陋巷,也不改其乐。为什么孔子偏偏赞颜回,不赞原宪?孔子赞叹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因为原宪跟颜回不是一个境界,颜回真正得到了孔子心传,入了大乘,从容中道,他得道了。原宪还差一步,就从他拒绝俸禄的这个动作,孔子就知道他的境界还不够,所以教化他。当然更是在教化我们,要素位而行。

《中庸》里讲,“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这是教我们怎么做个君子,随缘妙用,不必起心动念去攀缘,要改变现在这个地位,我们现在富贵,“行乎富贵”,有这样的福报,我就来帮助众生、帮助社会。譬如我们是个企业家,有富贵、有福报,我们就在自己的本分上随缘随力为社会做好事。首先,我们得树立一个好榜样,做一个有良知的商人,不搞坑蒙拐骗、不搞偷税漏税,不要讲求自己的利,只讲求公众的利,只为利他,不为自利,这就是真正的君子商人,我们就行乎富贵,就在自己的本位上,我们就做了榜样。

“素贫贱,行乎贫贱”,颜回、原宪,他们都是在贫贱的地位上做个好样子。我们现在也是既没钱,也没地位,很贫贱,我们每天就好好地学习圣贤之道,我们的生活当然比颜回好,吃饭有碗,喝水有杯子,不用箪食瓢饮;颜回居陋巷,我们住在香港,是闹市,当然这个闹市,还不如那个陋巷清净。可是,我们都行,居在哪儿,就行在哪儿,在哪儿都一样,这是学。我们是什么样的身分,就做什么样的事情。我的本分,是做一个传统文化的弘扬者,首先自己要学好,每天有机会就跟大家分享汇报,这是我的本分工作。这一辈子,就老老实实做好这一样工作,也不用想我要赚多少个亿,我要怎么出名,都不需要。哪怕是流落到山沟,偏远的地方,“素夷狄,行乎夷狄”,夷狄就是少数民族,指文化落后偏远的地方,在那儿也很好。

“素患难,行乎患难”,万一有什么天灾人祸来了,难保说一生没有什么患难的时候,孔子也有患难,陈蔡绝粮七日,没饭吃,饿了七天;到宋国的时候,险些遭到大夫司马桓魋的杀害;释迦牟尼佛也有三个月的马麦之报,只能吃马麦,都有患难的时候,但是在患难里面,也不改节。“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不管我们在哪里,都能自得、都能快乐、都能自在。我们的快乐、自在,不是从外界环境中得到的,是我们不断的学习和力行圣贤教诲当中得到的,这叫法喜,“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我们的这个喜悦,是从学了,而且实践了,用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待人、处事、接物当中,我们得到了喜悦。不管是什么样的身分,我们都能学而时习,时习就是时时在实习,无时不学、无时不习,我们就不亦悦乎,法喜充满。

克伐怨欲 真修力断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有的批注把这一段与前面一段“原宪问耻”分成两章,有的合成一章,都有道理。我们把它合成一章,因为应该是原宪问的,先问耻,再问仁。如果单独分开作为一章,这段话就没有主语了,是谁问的,不清楚。不行焉,就是不去干了,不干克、伐、怨、欲了,可以为仁吗?这是不是叫仁?雪公在《论语讲要》里引马融的批注说,克是好胜、伐是自夸、怨是怨恨、欲是贪欲。这四种烦恼,实际上就是贪瞋痴慢,贪欲是贪;怨恨是瞋;伐,自夸,是慢;克,好胜,也属于贪,也属于瞋,也属于慢,总的来说就是痴,这四种就是佛法里讲的见思烦恼里的思烦恼。原宪问得非常具体,如果把这四种烦恼都放下了,不好胜、不自夸、不怨恨,又没有贪欲,这算不算是仁?

孔子回答说,“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难是难得,你能做到不好胜、不自夸、不怨恨、不贪欲,这就很难得了。但是,是不是仁,我就不知道了。换句话说,孔子不承认这是仁。为什么?仁的境界比这个高。如果我们有克、伐、怨、欲,肯定不是仁。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断了克、伐、怨、欲,也还不是仁,没到那个境界,这是最基础的。也就是说,这是良知的底线,做人的底线。满足了底线,还未必是真正达到仁。仁,还要更上一层楼,孔子所说的仁的境界是很高的。

佛法里讲,断了见思烦恼是属于阿罗汉,阿罗汉是不是仁?还不属于仁。为什么?还有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什么人才叫仁?都断尽了;断尽了,回归到宇宙一体的境界了。《修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里讲,“自性清净圆明体”,我们证得了,那就是仁。仁,是人字旁,一个二字,把二变成一,两个人变成一个人,那就是仁。二合一,这就一体了,不二,不二才叫仁。我们还有二,就不叫仁。所以,原宪离仁的境界还很远,虽然他能做到不克、不伐、不怨、不欲,但还不能称为仁。孔子说他很难得了,但是,“仁则吾不知也”,孔子不是不知道,他说得很委婉,也就是告诉原宪,他还没有达到。

雪公又引近代大儒程树德老先生的《论语集释》,程老先生又举被世人尊为是一代文宗的清朝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阮元的“论仁篇”说,“此但能无损于人,不能有益于人,未能立人达人,所以孔子不许为仁”。这是讲为什么孔子说“仁则吾不知也”,不承认没有克伐怨欲就是仁。“此但能无损于人”,我们不好胜、不自夸、不怨恨、不贪欲,只是可以不损害别人;如果有这些烦恼,就会损害别人。

“不能有益于人”,仁,不仅是无损于他人,还要有益于他人,换句话说,不仅要断恶,还要去修善。就如佛法里讲的大乘菩萨戒,有律仪戒,律仪戒是止持,我们的恶要止住,恶有损于众生,会伤害众生,要止住;有作持戒,是要饶益众生,该做的,也得去做,如果该帮助众生的,我们没去帮助,在大乘菩萨戒里属于犯戒,小乘不属于犯戒,小乘只要独善其身就行了;还有摄善法戒,该修的善,我们不去修,都叫犯戒,怎么能称为仁?

孔子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仅我们自己要立、要达。立是自己立志成圣成贤,有所成就;达是圆满,不仅自己要有圆满的成就,还要帮助别人也有圆满的成就,这叫立人、达人。如果不能做到立人、达人,“孔子不许为仁”,许是称许、认同,孔子不认同这就是仁,所以,孔子的境界非凡!

儒家学到究竟,与佛家成佛是一个境界,大乘佛法里讲,“众生无边誓愿度”,这是立人,我们立了这个志,要帮助众生成就圆满;达人是《华严经》里讲的,“情与无情,同圆种智”,一切众生与自己同成佛道,这就是仁的境界。如果我们不学佛法,真的对这种境界很难理解,所以清朝的大儒都说,“吾学佛,然后知儒”,不学佛,就不知儒。我们真正对儒有一个深刻的体会,佛法也就能够学到了。所以,儒、释、道三家,我们要兼学,兼收并蓄;只学一家,思想就禁锢住了,学得肯定不透。当我们学了佛之后,再反过来看儒,透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蕅益大师也批注《论语》,他是这个用意,把我们平常所理解的境界再往上提升。

蕅益大师对这一章的批注很简单,但是很耐人寻味,他说,“为仁决不是者样功夫”。为仁,决不只是“克伐怨欲”这个功夫,为仁是什么功夫?是直趋成佛的境界,回归到自性清净圆明体上来。当然,下手处还是要通过断烦恼开始,先把克、伐、怨、欲给断掉。虽然为仁不是这个境界,但是我们想要达到仁,必须从这儿开始,不能够躐等,我跳过这一级,直接去取仁,不可能。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反省自己,我的内心里还有没有好胜、争强、自大、自夸、自以为是?这些是重烦恼,大障碍。克,好胜,是嫉妒心理;伐,自夸,自以为是,是傲慢心理;怨,怨恨、不满、不平,有情绪,与一切人事物有对立的念头,这都是怨恨;欲,贪欲,这是根本烦恼。我们为什么会有怨?因为有欲,欲得不到,就有怨。

欲,一般讲五欲,财色名食睡。每个人都有这五欲,只是侧重点不同,有的人贪财,有的人贪色,有的人贪名,有的人贪吃,有的人贪睡,这五条只要有一条,仁就没指望了。佛法里讲,财色名食睡是地狱五条根,我们有一条根绑在那儿,就脱离不了地狱。如果这五条具足,那就麻烦了!所以,为仁要从这里下手,对治自己的烦恼,从难克处克将去。譬如,我很贪财,我就行布施、舍财,把贪财的这个念头断掉;贪名,自己谦卑,绝不出风头,低调,再低调,把贪名的这个念头彻底断掉。

第二章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修身正心 始于格物

“居”是居处,“怀”是怀念,“怀居”就是怀念安居的生活,说明有贪图享受的心。“士”是指有志向的读书人,读书人的志向就是为国家、为人民谋福祉,有利国利民的抱负。古时候的士人,不做其他的行业,就是为了读书得到功名,为国家服务。所谓“学而优则仕”,仕是做官,拿国家的俸禄,做利国利民的事业。古时候,士农工商,士人不务农、不做工,也不经商,他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公务员,为官来利民,国家需要他到哪里,他就到哪里,所以古时候的官员往往都要离乡背井,由朝廷来调动,去治理一方,自己不能够求个人的生活安逸,就像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如果一个读书人出来做官,还贪求生活的安适,孔子讲,“不足以为士矣”,就不能够称为士人,没有这个资格。他不能做君子,就只能成为一个小人。所以,孔子说的士,他的期望值是很高的,前面“子路第十三”篇里孔子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这叫士人。行己有耻,对于自己的行为,他懂得羞耻,不做亏心事,绝不做坏事,做的都是仁义之事,他有耻心;当他接受国家的任务,使于四方,出使外国,不辱君命,不会让国家丢了体面,这是现在讲的政治家、外交家,这都需要自己有德行、有学问,才能做得好。

古人在没有走上仕途之前,都是潜心治学,把学业完成,“学而优则仕”,要学得很优秀,才有资格出来做官。学而优,不是指满腹经纶,懂得很多,更重要的是,能做得出来,能力行。《大学》里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官就是治国、平天下,首先自己得修身、齐家。自己的身没有修、家没有齐,何谈治国、平天下?所以,正心、修身是根本。正心在诚其意,诚意在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是什么?格除物欲。欲就是前一章讲的“克、伐、怨、欲”这些烦恼,要把它格除干净。格是格斗,与自己的烦恼习气格斗,如果我们不胜过它,就会被它胜过。

士人,也一定是从这儿开始做,才能够把身修好,把家齐好,才能够治国、平天下。所以,士人的最终目标,《大学》里讲,“明明德于天下”,孔子讲使天下归仁,这是大同世界,是士人的抱负,政治理想,所以怎么能只考虑自己?考虑自己的人,没有资格称为士人。士人、读书人,真正的标准是什么?如何知道我们有没有读过书,有没有受过教育?就看我们的行为。我过去读《论语》,看到这些章节,心里就觉得很惭愧。我可以说是读书读得很多了,拿到了博士学位,学位拿得高,不代表智慧高;知识很丰富,不代表真正受过教育。什么叫受过教育?我们懂得做人,懂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我们才叫士人,受过教育了。

现在的学校教育培养的不是士人,不是真正教德行,最多只能是一个知识技能的传习所,让我们学到不少知识,懂得一些技术,但是我们拿这个知识和技术去做什么,学校不管。所以,你可以用你很高深的计算机技术,去做剽窃银行密码的工作;或者用化学知识,来提炼制作地沟油;或者制作这些不良的网站,去毒害青少年;或者凭高科技的国防技术,制造杀人的武器;或者用高深的金融技术,去掀起金融海啸,等等。它只是传授知识技术,它不管你的德行,所以现在才有要恢复良知的这种呼吁,我们现在的教育培养的不是士人,不是有德行的读书人。因此,要真正使社会安定和谐,还是要用孔门四科的教育,首重第一就是德行;第二是言语,会说话、懂礼度、识进退,我们才能跟人和谐;第三是政事,政事是我们的知识技术;第四是文学。所以,孔子讲的士人,才是真正能够为构建和谐社会、共建和谐世界作出奉献的人,有德之人。

忠信为根 好学成圣

蕅益大师批注说:“得少为足,便是怀居,与不知老之将至,相反。”大师解得很深刻,这是从心上解。“怀居”,不只是贪图居住上的安乐享受,还有安于现状,“得少为足”,学得很少就觉得很满足了,自我满足,不求上进,不肯精进,不再努力了,怕吃苦,这都是怀居,这是不好学了,不肯学了。要知道,“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肯定就是退步。得少为足,自满了,就不能进步,就是在退步,就不足以为士了,“与不知老之将至,相反”。

“不知老之将至”出自《论语》第七篇,叶公问子路,孔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子路答不上来,虽然与老师天天见面,能不能用一句话把自己的老师概括出来?很难概括,子路平时也没有在这方面用心。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常常要用心去思考,我们的老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向他学习些什么?孔子就跟子路讲,你为什么不这么说,“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孔子只好自己概括自己,弟子们不懂。

当然,孔子这样说都是为了教育弟子,你也要这样来学习,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这两句话很具体地就把孔子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的状态,有血有肉地勾勒出来了。发愤忘食,是孔子好学的精神,学得很快乐,乐以忘忧。孔子有没有忧的时候?有,可是他忘掉了。一学起来就忘了,一学起来就不亦悦乎,乐得不得了。“不知老之将至”,年龄越来越大,他也没在意,还是那样的好学,真正是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学不了,就是学无止境,这就是圣人。

圣人与凡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好学。孔子为什么这么赞叹颜回?就是因为颜回好学。只有好学,才能成为圣人。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一个只有十户人家的小地区,肯定能找到像孔子一样忠信的人。忠信,是道德的根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是八德。我们老恩师讲要扎根,就是要扎忠信的根,落实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我们有了根,就是圣人了吗?还没有,还得好学。十户人家的小地区里,能找到像孔子一样有忠信之根的人,但是找不到像孔子那样好学的人,所以就不能成为圣人。

好学,首先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在一门上用功夫。一门通了,再学第二门。真正学进去之后,法喜充满,不知老之将至。孔子晚年学《易经》,他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从这句话,我们就能看出他对《易经》的兴趣,那种相逢恨晚的心态:这是好书,要是我能多几年寿命,五年、十年让我来学习它,就可以没有大过了,不会犯大过失了。孔子在晚年学《易经》,发出这样的感叹,他不知道自己老了,真的叫忘了老、忘了忧,绝不会得少为足。孔子说这个话,他自己先做到了,然后再说,这叫圣人;说了,然后就去做,做到了,叫贤人;说了,不肯做,叫骗人。所以,我们学《论语》最重要的,是学了就得做,先做贤人;做到了,就是圣人。

第三章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言行正直 谦逊柔和

“危言、危行”的危字,在古注里面有不同的讲法,雪公在《论语讲要》里建议作正字讲,就是正言、正行,说话、行为都要正直。这是在“邦有道”的时候,国家有道,讲道德、讲仁义,君王用仁政,士人就应该出来为国家服务,说话行为要正直。如果“邦无道”,国家没有道怎么办?要“危行、言孙”,行为还是要正直,不能够同流合污,就不用出来做官了,隐居起来,独善其身。但是,言语要谦逊,孙是谦逊的意思,说话委婉、婉转、谦和。如果说话太直了,很可能就会冒犯人,自己就会有灾祸,也很难真正帮助国家。

蕅益大师对“言孙”两个字,特别做了个批注,他说,“不是避祸,正是挽回世运之妙用耳”。大师这样一澄清,我们就更加了解,孔子已经把自己的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了。在乱世当中,为什么要危行、言孙?言孙,不是为了避祸,怕自己说话太直了,冒犯于人,人家就嫁祸于我。孔子没有自己,他不会想到自己的安危,他不会避祸。他说话很谦逊,正是挽回世运之妙用耳。为什么?在乱世中,众生说话都是毫不负责任,满口大话,说的是一套正人君子的话,做出来的都是卑鄙小人的行为。君子在这样的一个世道当中,反其道而行之,都是为众生做个好榜样,自己为人正直、说话谦逊,行为高风亮节,言语很谦和,把自己往低处说,都是自己没做好。

这是给人做好榜样,让那些小人看到了,他自己会生惭愧心,人家做得这么高了,还说得这么低;自己做得这么低,却说得那么高。这个表法、这个身教,就是挽回世运之妙用。所以,君子无论是在治世,还是在乱世,都为这个社会做好榜样,目的都是为了让社会大众能够觉悟、能够回头,正所谓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我们应该好好地学习。

第四章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有言 仁者必勇

“有德者必有言”,言是指善言,有道德的人,他讲出来的话必定是符合道德,能给社会大众好的教育,启发大众也能够行德,这是言教。可是,“有言者不必有德”,能说善言的人,不一定有德行。他所说的善言,也不是空头大话,也有益于社会大众,只是他自己没做到,但是可以作为别人的教诲。古德有一句话说,说到做不到,“国之师也”,这是一国的老师;说到又做到,“国之宝也”,这是国宝,真正有德之人。我们想要修学言语,首先要立德;有了德行,我们的言语自然符合德。所以,不能只在言语上下功夫,不修德行,学到最后,就叫“巧言令色,鲜矣仁”。我们自己真正做到了,再去教化人,那个效果就不一样。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儒家讲君子有三达德,智、仁、勇,智是智慧,仁是仁德,勇是勇敢。其中,仁是根本。一个仁者,他必定有智、有勇。反过来就不一样,有勇的人,未必是仁者;有勇的人,未必有智慧,所谓有勇无谋,所以,仁是核心。有仁德的人,他必定能够见义勇为,勇敢地去承当善事,他也能成就善事。如果他没有这个勇气,他就不是仁者,仁者必定有勇。反过来,勇敢的人,可能他可以奋不顾身,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但是,如果只是匹夫之勇,没有智慧,或者他并不是正义的,那就不是仁。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自杀式的恐怖主义者,他也有勇,但是不仁。这是孔子给我们澄清仁和勇的区别。

蕅益大师批注说,“有见地者,必有行履。有行履者,不必有见地。故古人云:只贵见地,不问行履也。倘无行履,决非正见”。这话引申得非常好。有见地的人,必有行履。见地,是讲他的德,他是个仁者,也就是“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他的言和行肯定符合仁德。有高的见地,必定有高的行为。“有行履者,不必有见地”,能做得很好的人,未必有那个智慧、那个见地,所以古人重见地,“只贵见地,不问行履”,从我们讲的话,就能知道我们的境界在哪儿。如果我们真有这个境界,定能做出那个行为。“倘无行履,决非正见”,如果我们做不到,所说的也不是正见,换句话说,我们的见地不真。因为有见地,就肯定有行履。通过我们的行为,就能看出我们是什么样的境界。如果能说不能行,那就不是真的见地,不是正见。所以“贵见地”,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去真正落实,做出来的,才是自己真实的见地。

江谦先生补注说,“自隋唐倡科举,以至今日,皆是以言教人”,重视言语,“以言取人”,用科举文章来录取人,“言愈盛而德愈衰矣,妄言非见地也,妄行非行履也”,所以,见地不是只看所言,或者只看所做的一件事,但是又不能离开所言所行来看见地。“其根本在求仁,求仁莫如学佛,学佛则得大辩才大无畏矣。”所以,真正的见地、真正的行为,就落在一个“仁”上。

第五章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天道好还 善恶有报

这一段是孔子的弟子南宫适,向老师孔子报告他的学习心得,孔子的回应很有味道。南宫适的适读括,是通假字,他也叫南宫子容,在“公冶长第五”篇里,叫他南容。南宫适非常有德行,所以孔子把兄长的女儿嫁给了他。

“羿善射,奡荡舟”,羿和奡,这两个人是夏朝同时代的人,羿是夏朝有穷国的国君,据说他善射,射箭很厉害,武力很好;奡是羿的臣子,寒浞的儿子。根据《左传》的记载,夏朝当时的天子叫相,也叫夏后相,羿是诸侯国有穷国的国君,他后来造反,把天子给赶走了,自立为天子。他的手下有一个大臣叫寒浞,寒浞比羿还厉害,他把羿给害死了,然后娶了羿的妻室,生了两个儿子。这也是因果报应,羿叛乱,谋夺天子的位置,这是属于臣不臣,结果他自己也好景不长,也被自己的臣子给陷害,所以天道好还,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寒浞娶了羿的妻子,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浇,一是叫豷。浇就是奡,他的力气很大,奡荡舟就是他在陆地上可以推着大船走。后来,奡用武力杀死了夏朝的天子相,羿当初谋反的时候,只是把天子赶走了,没有杀他,结果奡把天子相给杀了。天子相死的时候,他的夫人已经怀孕了,后来生了个儿子,叫少康,少康帝,等于是一生下来就没有了父亲。少康帝长大以后,也很有能耐,就把奡和他的兄弟豷也给灭掉了,让夏朝又复兴了起来,所以羿和奡都属于叛臣。南宫适说,羿虽然善射,奡虽然力气很大,但是,“俱不得其死然”,不得善终,不得好死。这一句话,其实就是讲到因果的道理,《尚书》里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一个人行善积德,天给他降下吉祥;如果造做不善,弒君叛国,最后就是不得其死然,他必有灾殃。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这是讲大禹和后稷两个人善有善报的例子。大禹治水,他疏通江河,兴建水利,为了治理水患,三过家门而不入,非常有德行,是一位圣人,所以舜把帝位禅让给了禹。后来,禹把帝位传给了儿子启,不再是禅让,就变成了家天下,就是夏朝。后稷这个人非常懂得种植庄稼,所以他教导百姓怎么进行农耕。禹的后代建立了夏朝;稷的后代建立了周朝,所以稷是周朝周家的始祖,这就是他们躬稼而有天下的意思。躬稼是亲自去兴建水利,教导百姓种植,亲力亲为,我们现在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他们的福报很长远。禹和稷,比起羿和奡,在力量上、在武力上是远远不如,可是,羿和奡两个人没有天下,反而不得其死;禹和稷两位圣人,他们得到了天下,这是很明显的因果。孔子在注《易经》时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南宫适说完这段话,孔子不回答,“南宫适出”,学生看到老师没给他评论,就出去了。等他出去之后,孔子对其他的弟子们说,“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这两句话是赞许南宫适,称他是尚德君子,尚是崇尚,他崇尚道德,不崇尚武力。也就是说,他主张为政以德,以德来化民,不是以武力、以军事、以经济,或者其他方面,去制服其他的国家或者百姓。南宫适的这种观点,正是符合孔子的心意。孔子没有当面赞许他,是等他出去以后,在背后称许他。前面第四章里讲,“有德者必有言”,孔子通过南宫适的言语,就知道他的德行,所以赞叹他,称他是尚德君子。若人,就是像他这样的人,他的理想是向禹、稷这样的圣人学习,而对羿、奡这种人没有任何的赞赏,没把他们看在眼里,反而对他们很鄙视,他们虽然很勇猛,可是,“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他们不仁。不仁的勇,不是大勇,充其量只是匹夫之勇。

千古至言 不答而赞

蕅益大师批注说,“千古至言,文不加点,故不答也。出后而赞,正是不答处。不答,又就是赞处”。蕅益大师的评注很有味道,他说南宫适的这句话是“千古至言”,至言就是至理名言,就是真理。“文不加点”,这句话已经不再需要补充什么了,也不再需要点评了,就是真理。这句真理讲的是什么?就是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宇宙人生的真相,给南宫适悟出来了,所以孔子也不需要再多加评论了,“故不答也”。不答,就是赞许他,说明他这个话已经是至理名言了,不用再给他补充,都圆满了,所以,不答就是赞处。“出后而赞,正是不答处”,南宫适出去之后,才赞他,不回答他,不是答不上来,而是等他出去以后,用他的话来教化其他的人。

孔子对自己的学生,也不是随意去赞叹;即使是赞叹,都是非常的委婉。第一个,不能够让学生听了之后,生起傲慢心,要让他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所以,不当面赞,在背后赞。孔子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都是在背后赞。赞叹这个学生,目的是帮助其他的学生提升,给他们树立好榜样,让大家跟着他学习。但是对学生的缺点,就会当面指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好老师。

我们亲近一位善知识,如果他对我们一点不赞叹,并不代表他不欣赏我们。如果他对我们当面赞叹,有点恭维的意思,是把我们当作外人了。当面不赞叹,甚至当面会批评我们、指责我们、打骂我们,那是真对我们好。孔子对子路就很不客气,开口就说“野哉,由也”,你这人真粗野,这是当面就骂他,骂他就是爱他。如果一个学生真有德行,孔子就在背后赞赏他。

第六章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君子有过 过而能改

“君子而不仁者”,不仁是违仁,违反了仁,这是讲君子在求学的阶段,他还在学仁,没有完全成就;成就了,就是圣人了。在学仁当中,肯定会出现不圆满的地方,偶尔也会违反了仁。如果一点都不违反仁,他就是圣人。仁的境界还没有成熟的时候,难免会犯过失。但是君子的好处,在于犯了过失他能忏悔、能改过自新,他绝对不会文过饰非,不肯改过。这与小人不同,小人文过饰非,不肯承认错误。所以君子,他即使违反了仁,他也不失为一个君子。孔子在这里是勉励君子要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不能得少为足,因为自己还有不仁,违反仁的时候,所以,“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

孔门有三千弟子,特别是七十二贤,都可以称为是君子,都是相当有成就的人,有真实的德行和学问,孔子勉励他们要继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孔门弟子中只有颜回,孔子赞叹他能够做到“不违仁”,“其心三月不违仁”,他的心三个月都没有一刻违反仁,他已经超越了君子的境界,“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三个月之后的时间呢?日月至焉而已矣,他的余生肯定都不会违反仁了。这是孔子观察他三个月,知道他的境界已经成熟了,换句话说,颜回已经成为圣人了,孔子给颜回做鉴定。这么多弟子里面就颜回一个人,其他的都没有。所以,颜回很用功,用了多久的功夫?三个月。佛门里面的修行,也往往是用三个月功夫,九旬用功,九十天,勇猛精进达到仁的境界,余下的时间,就不用愁了,不会退转了。君子还有退转的时候,还有不仁的时候,当他真正成就圣人,就没有退转了。

“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小人肯定是不仁,为什么?因为他不肯学,他没有志向要做圣人,眼光短浅、心量狭小,没有立志。没有立志的人,心量小的人,叫小人。小人不一定是坏人,坏人比小人更糟。孔子讲的小人,是正经人、老实人,但是他的心量小,安于现状,不愿努力提升自己,不想学仁。不学仁,当然不能成为一个仁人,所以,孔子赞叹颜回好学。颜回的好学在于哪里?就在于他不断地向他的志向去提升,不断地勇猛精进。

“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颜回短命早死,孔子非常伤痛,只有颜回能传他的法,结果他短命,孔子不是只伤心颜回,他伤心众生,没有一个真正的圣人,来教化这些众生了,自己一死,可能这个法就要断了。所以,孔子晚年致力于写作,他删《诗》《书》、定《礼》《乐》、作《春秋》、注《易经》,都是为了给后世留下著作。如果他老人家找到传人了,他就不必这么做了,现在找不到,只好寄望于未来,未来或许有人能传他的法,所以他留下著作。果然,上天满他老人家的心愿,出了一个孟子,孟子与孔子相去一百年,但是,孟子得到了孔子的真传,孟子是孔子的私淑弟子,这个法又可以继续传下去了,而且孟子也帮助孔子发扬光大。

改过小人 可成君子

蕅益大师批注说:“警策君子,激发小人。小人若仁,便是君子,那有定名?”孔子的每一句话都是教学,绝对不是无缘无故说出来的,都是在教育大众。“警策君子,激发小人”,这就是孔子讲这句话的目的。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君子了,还要提升,因为还不是一个仁人,还没有成为圣贤,所以要再接再厉。对小人,孔子更是要激发他,你要振作,先做一个君子。怎么做君子?小人若仁,便是君子,哪有定名?小人和君子不是固定的,不是说某人是君子,他永远就是;某人是小人,他也永远就是,没有这样的。小人发了心,要做仁人,他努力精进,这人就是君子。反之,君子要是懈怠了,他就不仁了;不仁,最后也就变成小人了。

君子与小人,最明显的区别在哪里?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的心里想的是义,道义、仁义;小人的心里想的是利,自利,这就是根本的区别。义是为他,利他叫义,利益社会、利益众生。我昨天才从上海回来,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商亦载道·精神启示论坛”,在这个论坛上,很多著名的企业家都来了,不少上市公司的老总,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我就跟大家提出来,企业家们做生意,有谁是为了义而做的,不想利的,请举手。台下三四百人,真正举手的没几个。还有很多企业家们发言说,商人必须讲利,不讲利怎么行?在利不受损害的时候,才可以讲仁义。这种商人,你说他是君子,还是小人?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现在这个社会真的很麻烦,君子太少了,小人太多了。

这个论坛最后也很难得,提出一份企业家良知底线的一个宣言,有一些著名的企业家代表签名盖章,联合宣言。但是我一看,也不容易做到。为什么?根本是在义和利两个字,如果自己没把位置摆正,那个宣言也是假的。为什么?当在大利诱惑的时候,什么宣言都抛在脑后了,只看到眼前唾手可得的利益,把仁义忘掉了。所以,真正把义和利搞清楚,必须通过教育。什么教育?因果教育。就如南宫适所说,“羿善射,奡荡舟”,他们是以利取胜,譬如你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企业家,你很有能力、很有谋略,很能抓住商机,很会办事、很会公关、很会敛财,甚至很会搞坑蒙拐骗、偷税漏税、行贿等这些工作,这是以利取胜。但是,“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即使是再富有,他的下场,也可能是到监狱里去了,或者侥幸豁免,最后得一身病,不得其死然,后果很糟糕。

我们想想,人到死的时候能带走什么?人不能不死,没有一个不死的,历史上哪个人不死?你是皇帝,你也得死。死了之后,请问你能带走什么?你的身体都带不走,身外的那些钞票,哪能带得走?带不走一分一毫。只能带走你的恶业,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死了之后,还得到恶道去,不能到好道。既然什么都带不走,到最后都是一场空,为什么不在自己有生之年多行善事,给世间留下仁义的典范?为这世间树立一个道德仁义的楷模,最后你带走的是善业,你能得善终。而且你的后福无穷,福荫子孙。就如孔子,百代的子孙都那么兴盛;范仲淹先生,把自己的家产全部捐出去了,到自己死的时候,家里连棺材都买不起,他的四个儿子都是宰相、公卿、名臣,范家八百年不衰。

如果我们是为了仁义,才能真正有大利,不仅自己得利,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个庆就是福报。余庆这两个字很有味道,余是剩余,剩余的给子孙,子孙就得自己的余福。余福之外,还有本福、本庆,这个根本的是自己带着的,我们来世享受,这才是有智慧的人。那些赚得的钱,不是自己的,过过手而已,给我们拥有几十年,让我们有点快感,最后什么都带不走。我们越是觉得了不起的、很得意的那些成就,到死的时候,会令我们越悲伤,越放不下。所以,我们拥有得越多,死的时候越痛苦,还不如贫穷的人,死了还是解脱。所以,为什么不行点仁义?孟子见梁惠王时,他说得很好,“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你为了仁义,你肯定得大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他们的福报多大!禹是现世就得福,舜王禅位给他,成为天子,他不为自己,他就拥有天下。现在很多的世界首富,没有天下,禹是真正拥有天下,天下万民都是他的,天下没有一物不是他的,这才叫首富。首富不是自己求来的,是德行感召来的。《大学》里讲,“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就像一棵树,自己的德行是根本,财富是枝末,有了根本,必定有枝末。如果我们只追求枝末,忘了根本,根本没了,最后枝末也没了。所以孟子提醒梁惠王,也就是提醒我们,不要争利,争的都是小利,而且你争来的,是你命中该有的;命中没有的,你也争不来,真的争不来。

真正明白了这个道理,商人就肯去行仁义了,哪怕你是为了利,你也应该修仁义。修仁义,修善才有善福。为了利而修,得到的福小,这是有相布施。如果不是为利而修,那是无相布施,得的利就大了,将来能有天下。为什么?心量广大。我们的心包天下,我们就有天下;心包一个国家,就有一个国家;心里只有自己,福报就很小,就你自己。这个道理,希望经商的人能参透;参透了之后,会得大快乐,君子乐得做君子,小人是冤枉做小人。用不法手段得来的,还是命里该有的,所以何必要用那个手段来得?我们正正经经的做生意,不也可以得到吗?所谓良知底线这个宣言,真明白道理的人,绝对不会犯这个底线的。

时时自省 去恶积善

江谦先生补注说,“魏徵上唐太宗疏曰”,魏徵是唐太宗时期很有名的谏臣,劝谏皇帝,他曾经上了很多疏文,其中有一篇疏文说,“君子不能无小恶,恶不积,无妨于正道;小人或时有小善,善不积,不足以立忠”。这是提醒皇帝,用人应该用君子,不要用小人。“君子不能无小恶”,这就是“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君子也有违反仁的时候,也有犯小恶的时候,皇帝用他,得看大局,不能因为他有小恶,你就不肯用他。君子之所以称为君子,是因为君子能够断恶修善,他不会积小恶成大恶,“恶不积,无妨于正道”,他有智慧、有心量、有抱负,他希望成圣人,虽然他有毛病习气,但是无妨于正道,所以应该要用他,不要因为他有小过就不用了。

“小人或时有小善”,小人有时可能有一些小善,譬如,他说话做事很恭谨,对皇帝很效忠,但是,小人的心量小,即使他是一个很老实、很规矩的人,但是他不能成大事,因为他心量小。如果皇帝用他来辅佐自己成就大业,往往不成,反而可能会失败。当然,对小人我们还要去教化,让他的心量扩大,让他的善不断地增长,善不积,不足以立忠,给他一个过程,让他慢慢成为一个君子。他只要好学,也能成为君子,也能效忠于国家。这是魏徵提醒唐太宗,用人、选拔人才的时候,要用真有志向成圣成贤,有仁义之心,没有自私自利,心量很大的人。

江谦先生说,“疑君子而信小人者,读之可以猛省矣”,这是讲用人之道。读了孔子的话、魏徵的疏文,可以猛省,对君子我们用他,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用他,就不要看他的小过,大胆去任用。君子讲道德仁义,他会知恩报恩,我们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一定会效忠。对小人,我们应该远离,给他多点教化,等于是度他,让他成为君子。

在“魏徵第四疏”里,魏徵说,“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慧?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于倾败。况内怀奸利,承顺颜旨,其为祸患,不亦深乎?”中智之人也是属于小人,智慧不高、见地不高,德行也不够,所以他的想法、做法,被他的心量、智慧给限制住了。当然,他还是有一点智慧,怎么能说没有小慧?可能偶尔一次讲的话,挺中听的;做的事,挺麻利的,但是“才非经国”,经国就是治理国家,他的才华没有到达能够治理国家的这个高度。“虑不及远”,他的思虑、谋略,不够长远,看得短浅,因为他的心量小。所以,他虽然很“竭力尽诚”,他很忠诚,他也是真心的,但是毕竟他的心量小、智慧浅,“未免于倾败”,无法帮助皇帝实现大业。这些都属于小人里面的好人,没有真正学通、学透,就出来做事,往往做事不成。做事情要有智慧,尤其是干大事。

另外一种,是小人里面的坏人,那就更麻烦了。“况内怀奸利”,他自私自利、奸诈,善于掩饰自己,“承顺颜旨”,对领导阿谀奉承,让领导觉得挺开心,很舒服,跟这个人在一起,其为祸患,不亦深乎?如果对这种人不能够防范,这个祸患就很深远了。譬如唐玄宗,他早年也是励精图治,朝廷上下很和睦,国家也很安定,所谓开元之治。后来,他用了像杨国忠、李林甫等这些小人,都是“内怀奸利,承顺颜旨”,险些把国家给葬送了。当然,唐玄宗自己也有问题,他迷于酒色,宠爱杨贵妃,“从此君王不早朝”,后来遭遇了安史之乱,外患肯定是与内因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要防范小人,最重要的是先得防范自己不要堕落。小人是因为自己先堕落才感召的,自己成了小人,就感召小人来;自己是君子,感召的一定是君子。所谓境随心转,外面的境界,不管是物质环境,还是人事环境,跟着自己的心转。所以,当我们身边有一些不好的朋友,我们在抱怨他们怎么心怀奸利,我们自己先反省自己,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人,怎么会感召这样的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以,首先不能够批评别人,要自己忏悔自己,从内心深处去反省自己有什么毛病,要改掉。往内求,才能求到;往外求,求到最后,我们只有烦恼,我们改变不了境界,因为境界是由自己的心变现的。

第七章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爱之勉之 忠之谏之

“爱”是爱护,“之”是我们爱的那个人。“劳”字,有的古注批注为勉励的意思;有的批注为劳心劳力地去帮助的意思,雪公在《论语讲要》里主张当勉励讲,爱他就要勉励他走上正路,这才是爱他。最明显的,父母爱儿女,是不是一味地溺爱就是爱?当然不是!爱之不以道,则足以害之,会害了他。所以爱护他,一定要勉励他,包括教诲、督促、鞭策,让他上进。同理,老师爱护学生,老板爱护员工,领导爱护臣民,亦复如是。

“忠焉能勿诲乎”,焉是之于的合音,忠焉是忠于一个人,就不能不教诲他,诲是教诲。譬如,我们对自己的领导,我们要尽忠,当他有过失的时候,我们应该劝谏,规劝他改过自新,这是对他的忠诚;我们对自己的父母,我们要尽孝,看到父母有过失了,《弟子规》里讲,“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这是对他的孝,也是对他的忠;对朋友也是这样,“过不规,道两亏”,我们要规劝。

在《孝经》“谏诤章第十五”里,孔子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孔子与曾子的这一段对话,非常经典。曾子问孔子,“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儿子什么都听从父母,不管父母是对还是错,父母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不是就是孝顺?孔子说:“是何言与!是何言与!”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孔子连说两遍。换句话说,完全否定。难道父母教你杀人,你也去杀人吗?这是孝顺吗?

孔子说,“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昔者是过去,争臣就是敢于直言劝谏的臣子,天子只要有七个争臣,虽然天子无道,也不失其天下,他不会有太严重的过失,他不会丢了天下,因为有这七个争臣给他规劝。“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诸侯国君,这是降了一等,天子有七个,诸侯有五个能够劝谏他的臣子、大夫,虽然他自己无道、昏庸,他也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再降一等,大夫家里只要有三个这样的敢于劝谏的家臣,他自己虽然无道,也不会破家。

“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士人就是读书人,有德行、有学问的人,得到社会的尊重,但是还不是圣人,还有瑕疵,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君子也有不仁的时候,还有犯过失的时候,如果君子有一个争友,敢于直言规劝自己,帮助君子改正提高,“则身不离于令名”,令名是美名,就能保全君子的美名,还是一个有德君子。争友才是真正的朋友,不是跟自己好像关系很好,互相之间没有吵过架的就是朋友,未必。争友是能够坚持原则,在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能规劝我们,不让我们造恶,不让我们身败名裂,这才是好朋友。对待这种人,我们更应该珍惜。

唐太宗对魏徵,就是施与厚爱,他知道这种人难得,他的贞观之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有魏徵。所以,对于魏徵,唐太宗简直是把他看作老师一样,对他是言听计从。魏徵凡是看到皇帝有做得不妥当的事情,立刻就规劝,有时候甚至是让皇帝非常难堪,但是魏徵也绝不妥协,敢于犯颜直谏。譬如,唐太宗很喜欢养宠物,有一次他养了一只鸟,魏徵平常就爱跟他讲,玩物丧志,唐太宗正在玩鸟的时候,听说魏徵来了,赶紧就把这只鸟藏到自己的怀里,不让他知道。其实魏徵已经看到了,但是也不揭穿他,就跟皇帝讲话,讲了很久都不走,故意拖延时间,拖到最后,皇帝怀里的鸟被憋死了。

还有一次,长孙皇后要替唐太宗找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来做妃子,有一个十六七岁姓郑的官员的女儿,才貌出众,在京城里面是绝无仅有。长孙皇后就请太宗把她纳为嫔妃,于是太宗下诏,要聘这个女子为妃。魏徵听到这个事,立刻就入宫进谏,跟皇帝讲,听说这个女子已经被许配到陆家了,您的后宫里已经有很多伺候您的人了,可是百姓也有家室之欢,为人君要抚爱百姓,要忧其所忧,乐其所乐,这个郑家的女儿已经许配了陆家,皇上不可以以强凌弱把她再聘为妃子了。唐太宗一听很有道理,于是马上就要取消这个诏令,而且自己也觉得很内疚。这个皇帝确实很难得。

当时另外一位宰相房玄龄就跟唐太宗说,其实这个许配他人的事是子虚乌有,不是真实的,而且他还让陆家特别上了表章,申明说没有与这个郑家的女儿结亲,还把这个表章拿了出来。唐太宗一看,半信半疑。结果魏徵又来进谏,讲得更直截了当,他说,陆家现在否认定亲的事情,其实原因很简单,他是害怕皇上您心有不甘,将来加害于他,所以他故意上一个表章说没有定亲,您把这个缘故想一想,就很清楚了。唐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于是收回了诏令。这就是魏徵,他可以不失天下,身不离于令名。魏徵对皇上才是真正的忠,这个忠不是一味地讨好,让皇上高兴,那不是忠,忠是真正对他有规劝、有教导。当然,最重要的是自己要学好,自己的智慧、见地要高,才能教诲别人。自己都是懵懵懂懂的,己之昏昏,使人昭昭,可乎?不可!

“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儿女对父母也是这样,真正对父母尽孝,怎么能够让父母陷于不义?如果父母做出不义的事,就要规劝。胡小林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他的例子,他是做生意的,在做生意当中,往往会讲一些瞎话,即使学了《弟子规》,这个习气还是有。有一次,他跟人约好了要一起吃饭谈事,后来觉得很累,就回家了,然后给他的副总打电话,让他的副总帮他编一个理由搪塞过去,他就不去了。结果他的儿子在旁边听到了,就说,“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把《弟子规》里的这句话讲出来了,学了《弟子规》真是不一样,成为“争子”了,非常坚持原则。胡老师一听,对,自己教孩子《弟子规》,自己得先做到,所以赶紧告诉副总,他立刻去赴约。这是孩子能尽孝,不让父亲身陷于不义。当然,这是小的不义,在大是大非面前,更是如此。

做人最重要的,是自己对自己要忠,这是自爱、自重。一个企业家,如果自己的良知底线都没有了,坑蒙拐骗、假冒伪劣,那就是不自爱、不自重。不自爱、不自重者,天地也不爱他、不重他。换句话说,他必有横灾,他不可能久立于天地之间。《太上感应篇》里这方面讲得特别多,一个人造恶,恶不积不足以败身,最后他身败名裂,都是因为不断地积累不义。所以,《孝经》里讲,“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这是真爱他、忠于他,包括夫妻之间。

在五伦关系里,夫妇是很重要的一伦,先有夫妇,才有父子,才有兄弟,所以,夫妇是人伦之始。夫妇之间要讲究一个义字,夫义妇听,夫要义,妇才听;夫不义,妇不能听。不能听,怎么办?要诤之,“故当不义则争之”,就是坚持原则。当然,在坚持原则的过程中要善巧,不能把关系闹得很僵;闹得太僵,他一赌气,就破罐子破摔,反而让他更不义了。所以,臣子劝谏君主,儿女劝谏父母,都要“怡吾色,柔吾声”,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劝勉他,不能吵架,吵架达不到劝谏的目标。所以,诤不是吵架,是自己要把握原则,在他有不义的时候,用各种善巧方便劝他回头。所以夫义妇听的听是在顺的基础上,又要坚持义的原则,这叫贤内助。妻子对丈夫如此,丈夫对妻子也是如此,所以,夫妇之间要讲道义、恩义、情义,是用义来维持。

五伦关系,都要讲义,所谓五伦十义,父慈子孝,父子之义;兄友弟恭,兄弟之义;夫义妇听,夫妇之义;君仁臣忠,君臣之义;长惠幼顺,朋友之义,朋友之间要有信义。这就是待人,与人交往之道。与人交往都是用一个爱心,爱心的表现就是劝勉、教化。所以,“爱之能勿劳乎”,劳是劝勉,劝勉他断恶修善,破迷开悟,甚至转凡成圣,这是真正的爱他。真正对他的忠诚,就是教诲他,首先我们自己做个好样子,这是身教,然后是言教。所以,对大众、对众生最大的恩惠,莫过于用圣贤教育来教化众生。我们的恩师,他这一生选择这个行业,讲经说法,教化众生,五十多年,干了一辈子,这是真正爱众生。爱他,就得教他,不能让他迷惑颠倒、造业受报。

第八章

【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文书言语 心正乃善

雪公李炳南老先生在《论语讲要》里引何晏的《论语集解》,何晏又引孔安国的批注说,“为命”是“作盟会之辞”,就是撰写政令、外交辞令,就像现在的代表国家立场的一种官方文件白皮书。盟会,是属于外交,国与国之间的盟会,譬如两国要签订协议,“裨谌草创之”,裨谌是郑国大夫,“草创之”,由他来写草稿;“世叔讨论之”,世叔是郑国大夫游吉,《左传》里称他为“子大叔”,请他来讨论,提出修改意见;“行人子羽修饰之”,行人是郑国主管外交事务的大夫,子羽是字,他叫公孙挥,他来修饰、润笔,包括思路、文字上的各种修改;最后,“东里子产润色之”,子产是郑国大夫公孙侨,东里是他居住的地名,他最后来润色。这是讲郑国的子产在作外交文书时,他非常慎重,先请大夫裨谌起草稿;然后再请世叔游吉来讨论里面的要义、要点;再请了解外交事务的大夫公孙挥来修饰文句;最后子产自己再润色一下辞藻。这样的一本文书,就一定是天衣无缝,尽善尽美了。

这是孔子告诉我们,外交辞令要非常的慎重,就如子产执政时,不能说错一句话,一本外交文书,经过四道手续,由四位大夫各尽所长,共同合作,才把它完成。一来看出子产慎重其事,对待外交工作非常认真,一丝不苟;二来也看出他是知人善用,用人的专长,而不是自己说了算,认为自己了不起,没把别人看在眼里。一个人的头脑,毕竟是有限的;即使自己想得再周全,难免会有差漏的地方。这是孔子教我们如何用人,如何统筹安排工作。

蕅益大师批注说,“作文要诀”。要诀,就是关键的成功秘诀。写一篇好文章,必定是经过反复地修改,不厌百回改,传世的著作更是作者大量的心血投入,绝不敢掉以轻心,这里面最重要的要诀是什么?一个字,“慎”,慎重、恭慎。写著作,发言论,必须非常慎重,要慎言。

江谦先生补注说:“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言不可以不慎也。”写外交文书,这是与别的国家打交道,出言更是要善,“千里之外应之”,应是响应,利益天下万民的叫善言,不是只利益自己一国,或者是利益自己一个人,那就不是善。“人之初,性本善”,人人都有好善好德之心,我们出言善,自自然然别人就能响应,这是出于天性。即使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他听我们讲话,他就知道这话是对他好,还是对他不好,他能够品得出来。所以待人要真,要给众生真实之利。外交也是,不能只想自己一国的利益,而要想到天下,现在讲的全世界人民的利益,这个言就是善,不仅是对现在全世界人民有利益,还要对千秋万代的世界人民都有利益。

“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违是违反,我们的言语不善,就是对世界人民不好,违反了人民的利益,当然人民也就会违背我们的意愿。我们自己的声望下跌了,没有信用、没有号召力,威望就受损了。所以,真正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我们用什么心待人,人家就用什么心待自己。外面的这些人、事、物,就好像一个镜子一样,我们是什么样子,它就给我们照出什么样子,完全是自己心的一个反映,所以我们岂能不用真心?如果不用真心,用妄心,外面的境界就妄,对自己也是妄;我们用真心对待它,它也用真心对待自己,诚是互感的。

“言不可以不慎也”,言是心之声,自己的心是什么样的想法,自然就有什么样的言语。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修自己的心,正心诚意,我们讲出的言语,就能令大众信服,我们就能受到大众的爱戴。所以,这个慎,不只是慎言,更重要的是慎德。我们的德行要保持恭慎,不能够有亏缺,这样才能服众。很简单,譬如父母对儿女,我们想让儿女服自己,必须自己做好样子,不能说一套,做一套。教儿女学《弟子规》,自己没做到,儿女怎么可能佩服自己?自己要先做。

所以,我们学《论语》,学圣贤传统文化,要自己逼着自己干。我们希望别人能听自己的,我们自己就要先做到。我们所讲的,都是圣贤老祖宗讲的话,我们只是转述而已。可是我们转述,我们要人家信服,还是得自己先做到。宁愿多做少说,好过多说少做,所以言不可以不慎。自己没做到之前,最好不说,说的都是自己已经做到的,这样决定令人信服、感佩。

第九章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管仲仁民 百姓无怨

“或问”,是有人问,或是谁,这里没讲,有人问孔子,总共问了三个人,子产、子西、管仲,这三个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为人如何?请孔子来评论。孔子一评论,大家就有学处了,该怎么学,听听圣人的意见。这不是圣人爱评论人,这都是举例子来教化。

首先是问郑国的大夫子产,孔子说,“子曰:惠人也”,雪公在《论语讲要》里引孔安国的批注说,惠是爱,惠人就是爱人;雪公又引邢昺的《论语注疏》说,“子产仁恩被物,爱人之人”,子产在为政时,给人民很多的恩惠,施以仁政,所以孔子以“惠”字来评论他,说他是一个爱民的人,这是一位贤臣,能够爱百姓。

“问子西”,子西是郑国的大夫,他叫公孙夏,与子产是同宗兄弟;还有一种说法,是指楚国的令尹公子申,他也叫子西。雪公采纳了前面一种说法,是子产的同宗兄弟。孔子回答说,“彼哉彼哉”,根据古注,这是古成语,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那个人吗?那个人吗?”好像是反问的话。孔子用这个古成语来回答,而没有表态,我们通过孔子的这个语气,“那个人哪?那个人哪?”就不讲了,体会一下,应该是贬义。孔子很有口德,不随便去批评人。赞叹人的时候,他就赞叹;这个人不值得他赞叹,他就不赞叹,他不轻易去批评人。这话听起来是贬义的意思,也没有下面的评论,换句话说,这个人也就不值一提了。

最后是问管仲,齐国的大夫,孔子说,“人也”。在《论语》里,人通仁字,仁爱的意思,管仲是一个仁人。“夺伯氏骈邑三百”,夺是夺取,伯氏是齐国的大夫,名字叫偃,骈邑这个地方,原来是属于伯氏的领地,有三百户人家,雪公考证说,它属于山东省境内,伯氏因为犯了法,有罪,管仲是齐国的宰相,所以管仲就依法处置他,把他的领地给剥夺了,所以伯氏就很穷了,只好“饭疏食”,生活很困难,只能吃粗疏的食物。可是,“没齿无怨言”,没齿是讲他一世,一直到终老,牙齿都掉光了,终身都没有一句怨言。

为什么他的领地都被剥夺了,对管仲却没有一句怨言?这证明了管仲的判决非常公正合理,而且对他已经是仁至义尽了,让伯氏心服口服。如果伯氏心不服、口不服,就没有办法做到“没齿无怨言”。所以,管仲是当官的典范,说明他自己也做到很好,如果他自己的行为上有瑕疵,被处理的人,即使被处理得很得当、很公正,还是会有怨言,“你不也有过失吗?为什么你不处理自己?你为什么揪着我不放?”管仲能做到让百姓没有丝毫怨言,可见得他的仁。

人即仁也 不仁非人

蕅益大师对这一章没有批注。江谦先生补注说,“人也,犹言仁也”,人通仁,“可知不仁即非人”,这个话点得很深刻。我们有没有资格称为一个“人”?人这个称号,也是一个神圣的称号,不是随随便便称的。人格是什么?做人的资格。我们问问自己,我们有做人的资格吗?做人的资格是什么?就是仁。如果自己不仁,那就不是人了。现在是穿着人的衣服,古德有一个绰号,叫衣冠禽兽。现在还有这个人身,过没几年,死了,就得堕恶道,就不是人了,没有再做人的资格了。所以人而不仁,就非人也。这个话很厉害,可不轻,是要点醒我们,做人一定要讲求仁义。

仁的根本就是孝道,“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我们要做一个仁人,要去行仁,一定要先从孝道开始。不孝父母,这个人就是非人。管仲真正做到了,用仁爱之心对待万民,使万民归服,上下无怨。《孝经》一开端就说,“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这就是我们现在提倡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天下都顺了,人民都能和睦,都能够有温饱的生活,从小康,最后到大同,上下无怨,都没有怨恨。这个至德要道是什么?就是孝,以孝治天下。以孝治天下,就是仁政,就是圣治。管仲受到孔子这样的赞赏,至少他能做到很大一部分了,所以,孔子称管仲是仁者。

江谦先生说,“使怨家无怒言,非仁者感化之深不能也”,怨家就是伯氏,管仲处理他,把他的家产都没收了,他都能够没有怒言、没有怨恨,如果不是仁者感化之深,怎么能做得到?

第十章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安分守己 无怨是乐

雪公在《论语讲要》里说,“怨”字,《说文解字》里说是瞋恚的意思;《广韵》里说是怨恨的意思,都属于瞋烦恼。孔子说,“贫而无怨”,在贫穷的时候,没有怨恨、没有不平,这个比较难;“富而无骄”,在富裕的时候,没有骄慢,这个比较容易。怨和骄,就是瞋恚和傲慢,都是烦恼。这是孔子给我们做了一个对比,“贫而无怨”,相对“富而无骄”比较难,虽然难,如果我们真正处在贫贱的地位上,也要难行能行,贫而无怨。富,很容易骄,这个骄不仅是傲慢,还包括骄奢淫逸,所以无骄也不容易。

不少人在贫穷的时候,他希望富贵,他有很多不平,成天就想着,假如我要是富裕了,我就一定能得到幸福。可是,真正有一天他发财了,生活富裕了,他又生骄慢心,骄奢淫逸又带来无穷的烦恼,他还是不满足,还是不快乐。快乐与否,并不取决于环境,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内心。内心要是知足,贫也乐,富也乐。《中庸》里讲,“君子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不管我们是贫贱还是富贵,不管是在哪个地位上,都可以安心,安分守己,没有妄想,这是乐趣的根源。

蕅益大师批注说,“无怨就是乐”,贫而无怨,我们就能得到乐。富,也要无怨,富人也一样会有怨,过去的时候没钱,看到别人有钱,心里不平,也烦恼;什么时候自己有钱了,看到有人比自己还有钱,心里还是烦恼,眼睛就是往上看,总是不知足。自己得了一亿身家了,还羡慕那个有十亿身家的;有了十亿,还羡慕有一百亿的;有了一百亿,就看看世界首富排名里有没有自己,总在长戚戚,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乐趣。

孔子的学生颜回,他能够安住在贫贱,“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在贫贱的地位上,乐得不得了。证明什么?苦和乐,不在于贫和富。贫和富是外在的,心不要住在外境上,我们住在道上,就会乐。

第十一章

【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用人之道 取长避短

这一章是孔子评论鲁国的大夫孟公绰。孟公绰为人廉洁、少欲,没有什么贪欲,做事很有条理,是一个人才,但并非全才。孔子认为他适合做晋国赵、魏两家的家臣,老就是家臣。晋国是个大国,赵和魏都是晋国的大夫,孟公绰适合做大国大夫的家臣。“不可以为滕薛大夫”,滕和薛是小国,孟公绰如果做小国的大夫,就不称职了。这是孔子非常中肯的评价。

雪公李炳南老先生在《论语讲要》里引三国时代何晏的《论语集解》,《集解》里又引东汉孔安国的批注说,“公绰,鲁大夫也”,孟公绰是鲁国的大夫,“赵、魏,皆晋卿也”,赵魏两家都是晋国的卿大夫,“家臣称老,公绰性寡欲”,孟公绰的欲望比较低,“赵、魏贪贤”,赵魏两个大夫比较喜欢贤才,所以,“家老无职,故优”,家里的家臣就比较多,反而没什么太多的事情要做,因此孟公绰适合做这类人。“滕、薛小国,大夫职烦,故不可为也”,滕、薛虽然是小国家,但是大夫的事务并不少,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什么事情都要处理,孟公绰就不能称职了,故不可为也。

大国大夫的家臣,与小国的大夫办的事情是不同的,级别不一样。孟公绰擅长此事,就不擅长彼事。孔子是用他的例子,说明如何用人,用人不能够求全责备,要懂得取其所长,避其所短,这是用人之道。

第十二章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智廉勇艺 文之礼乐

这一章是子路请问老师孔子,什么是“成人”,成人就是有成就的人。子路问得非常好,因为这正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一个有成就的人,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哪些条件?我们要学习孔子眼中的成就。我们学习《论语》,关键就是要把它落实到自身。子路是代我们提问,不是让我们看热闹,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落实。孔子的回答,也就是对我们的回答。

孔子举了四个人,各取其长。雪公在《论语讲要》里引何晏的《论语集解》,《集解》里引马融的批注说,“臧武仲,鲁大夫臧孙纥”,臧武仲是鲁国的大夫,叫臧孙纥,“若臧武仲之知”,知是智慧,臧武仲很有智慧,他在鲁国做大夫的时候,当时齐国的国君是齐庄公,臧武仲看到齐庄公之所为,就预料到这个人将来一定会失败。齐庄公很赏识臧武仲,于是就想把田地赠给他,臧武仲不愿意接受他的馈赠,以免将来引来祸患,自己会被牵连,于是在与齐庄公谈话的时候,故意激怒齐庄公,齐庄公就不给他田地了,所以孔子说臧武仲很有智慧。这个事情在《左传》里有记载。

“公绰之不欲”,公绰就是鲁大夫孟公绰,他为人廉洁,很能克制自己的欲望。

“卞庄子之勇”,雪公引周生烈说,卞庄子是卞邑大夫,也是鲁国人;皇侃的《论语义疏》里说,他是一位很有名的勇士,能够独立跟老虎格斗。卞庄子是一个孝子,他母亲在世的时候,他曾经随军作战,三战三败,都败北了,所以朋友们都看不起他,当时的国君还羞辱他。后来,他的母亲过世了,三年之后,鲁国有一次带兵讨伐齐国,他就请求从战,结果打仗三次,就三次获得敌人的首级,一雪前耻。最后,卞庄子在作战中冲杀七十人之后阵亡。

“冉求之艺”,冉求是孔子的弟子,很有才艺、很会管理,他是季氏家的大管家,政事、六艺都相当精通,也曾经获得孔子的赞许。

这四个人是各有所长。要想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人,如果把这四个人的所长汇集在一身,也还不够,孔子说,“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就是要接受礼乐的教育,礼,可以治身;乐,可以养心,身心经过调理、熏陶,这个人就可以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人。

成人之行 通达无碍

雪公在《论语讲要》里引清朝大儒刘宝楠先生的《论语正义》,《论语正义》又引刘向的《说苑·辨物篇》说,“颜渊问孔子:成人之行何若?”颜回也曾经请教过孔子这个问题,孔子回答说,“子曰:成人之行,达乎情性之理,通乎物类之辨,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源,若此而可谓成人”。孔子的这个答复,比答复子路的层次要高。孔子的教学都是因材施教,他对你讲的,一定是你能够做到的;如果你做不到,孔子也就不说,说出来不就等于是吊味口?他不会说的。我们能做到一分,他会给我们讲两分,让我们再进步一分。颜回比子路的水平高,他是孔子唯一一个称得上好学的弟子,颜回得到了孔子的心法,真的是嫡传弟子、入室弟子,所以孔子对颜回说的话,高于对子路说的话。

孔子对颜回说,“成人之行”,一个有成就的人,他有什么样的行为?“达乎情性之理”,达是通达;情是人情;性是人的天性、自性;理是天理,自然之理、万物之理,都能通达。

“通乎物类之辨”,不仅通达理,也通达事,物类是万物万类,一切人、一切物,没有不清楚、不明白的,这个人就是圣人。如果不是圣人,他没有办法通达无碍。孔子希望颜回做圣人,颜回也确实能做得到。

“知幽明之故”,故是缘故,幽和明是一对,幽是幽冥,幽冥界的众生;明是阳间的众生,阴阳两道,也就是说,不只是人,还包括天地鬼神万物,一切众生,佛法里讲的六道众生,都知道他们的状况,也知道他们的因缘果报。故是指因缘果报,六道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因果,他很清楚。

“睹游气之源”,游是指游魂,人还没有投胎之前的状况;气是指精气,父母血气结合,人投胎以后的状况,这是生命的起源,人的生命从哪来的,他都能明了。睹是看到,换句话说,他开了天眼,对于不同维次空间中的生命的状况,看得清清楚楚,这不是他自己的推测,他是真正看到了。这种所谓的神通,其实只要我们的心清净了,自然就有。这些神通不是学来的,不是练出来的,是我们自性当中本来就有的。只是我们现在有深深的妄想执著,这些神通能力就不能恢复,被障碍住了。现在,我们把妄想执著放下了,这些能力自然就恢复,就能看到了。换句话说,圣人没有别的,就是把自己自性中本有的神通能力恢复,这就是圣人。所以,中国古人往往把神和圣合在一起讲,叫神圣。

外国宗教都讲神,什么叫神?中国的古字,神的左边是示,上面这两横,是古时候的上字;下面是三条竖,意思是上天垂象,代表自然界的万物;右边是申字,日字的中间,一条竖上下穿透,代表通达无碍,也就是对一切自然现象都通达无碍了,这个人就叫神,也叫圣人、成人。我们人人本来都具备这种能力,只是因为我们有妄想执著等种种烦恼,因此能力显发不出来。如果我们把妄想执著这些烦恼放下了,能力就恢复了,我们就是神、就是圣人。

曾经有一位西方记者,采访一位印度的大师说,“您告诉我,您是神吗?”大概有传言,这位大师很有神通。大师说,“是的,我是神”,大师承认,然后大师又说,“你也是,只是我们俩的区别在于,我知道我是神,而你不知道”。这个回答很有意思!大师把妄想执著这些烦恼放下了,他发现自己真的有这种神通能力。我们凡人不知道自己有,还在外面寻寻觅觅找神,不知道自己就是。

在美国有一位很有知名度的戴尔先生,他很能激励人的意志,被称为“激励之父”,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一部分,神在哪儿?神无所不在,他跟宇宙是一体的。这宇宙万事万物,哪一样不是神?如果说有一样东西不是神,那神就不是无所不在,缺了那一块了。既然他是无所不在的,就应该万事万物,一切人、一切物都是神。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是神,都是神的一个小分子。整个宇宙,就是神的整体,我们当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能够放下我们与神的界限,这也是我们与宇宙一切万物的界限,这就是分别执著,都是心里的界限,放下之后,我们再一看,自己真的就是神,自己与宇宙融成一体。这种人,就是孔子说的成人、圣人。

《说苑·辨物》篇里说,“此答子路只举四人所长,比答颜子为次一等,所以说‘亦可’”。孔子说,“亦可以为成人矣”,亦可是勉强能说得过去,说明上面还有一个更高的标准,这个标准在哪儿?《论语》里没讲,刘向的《说苑》里把这一章引出来了,是孔子对颜子讲的,对子路不能讲太高,他只登了堂,但没入室,所以讲太高也没用。可是,我们知道有个更高的标准,即使做到了孔子对子路说的这个标准,也不可以得少为足。

见利思义 见危授命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对于这一句话,雪公在《论语讲要》里说,南北朝皇侃的《论语义疏》和宋朝邢昺的《论语注疏》里都认为这话是孔子说的;南宋朱子在《集注》里说这话是子路讲的。这两种见解都有道理,可以并存。如果是子路讲的,“今之成人者”,就是子路问孔子,再次一等是什么标准,有点像“敢问其次”的意思。“何必然”,这就是孔子的答复,换句话说,今之成人者,对于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所见到的所谓有成就的人,这四个人合在一起,文之以礼乐,这样的标准已经达不到了,就往下降一等,标准是,“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见利思义”,是君子有“九思”的最后一条,见到了利益,可取之利,首先想到它合不合道义,该不该取。不该取,就不能取;可取,符合义,然后才能取。就好像做生意,如果要靠坑蒙拐骗来获利,就不该取;如果要靠偷税漏税来获得利润,这不该取,不符合义。凡是损害别人、损害国家、损害大自然的这些做法所获得的利,我们都不取,也不能做。有些做法可能不损害国家,不偷税漏税,不损害人民,没有坑蒙拐骗,没有搞假冒伪劣,但是损害了大自然,譬如污染了水源,或者是种蔬菜放了大量的农药,使土壤变得越来越不适合耕种等,这些都不符合义,我们都不能做。

至于杀生的行业,譬如制作皮毛服饰;开杀生的餐馆;偷盗的行业,听说现在有一种网上游戏,叫“偷菜”,特别出名,很多人去玩,有些人半夜三更还爬起来去偷,这个游戏是培养什么?偷盗,让人念念增长偷心,这是不义;还有邪淫的行业,就更不得了,包括宣传一些不健康的内容,让人增长邪念;妄语的行业,譬如打广告,广告宣传里面有很多的水分;或者与人谈生意,说虚假的话、不实的话,这些都不能去做。如果做了这些事,已经损了义,即使得到了利,那个利也不能取;取了,又伤阴德。我们以为得了利,到最后反而是失了大利。

真正明白了因果的道理,就不敢去取这个利。这个利,就好像刀头舐蜜,刀尖上有蜂蜜,我们用舌头去舔,还没有尝到甜味,舌头就被割了。为什么要用不义的手段去获利呢?如果我们读了《了凡四训》,我们就能了解,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我们该获多少利,这都是一定的,用道义的方法来获利,也是获这么多;用不义的方法来获利,本来也是应该这么多,但是,往往因为不义,反而损害了自己的阴德,损害了福报,反而得的少了。得的少了,还造业,将来还受果报,这是何苦来呢?所以,君子见利思义,是他明白了。

我在上海参加“商亦载道”论坛时,就与这些参会的同人们谈起,商人能不能做到见利思义、重义轻利,而不见利忘义呢?他们说很难,商人不谈利不行,可以不谈义,得谈利。我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难道现在的商人都是小人了吗?也不能这么说,糊涂的商人是小人,他重利轻义;明白的商人,就能做君子商人,他明白因果,知道该得的,就会得到,“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何必要用不义的方法来得利?他真正明白了,他就乐得做君子,自然见利就思义。所以,一旦明白过来,不用劝他,他就能做到,可见得因果教育很重要,比道德教育还重要。道德是我们逼着自己要这么做,但是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我们懂得了因果,就知道不这么做不行,不这么做,不仅得不到利,反而失掉了利,就没有智慧了。所以孔子说,要有“臧武仲之知”。智慧是什么?我们懂得了前因后果,自然就能做到见利思义。齐庄公要给臧武仲田地,这是利,他马上思义,知道不能接受这个馈赠,因为这个馈赠里含有不义,所以他就想办法不要,这就是智慧。

“见危授命”,是看到了危险,遇到危难的时候,如果是义不可免,那就绝不逃避,不惜交出自己的生命。授命是把生命都交出去,可以牺牲自己来成全道义,这就是儒家讲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就是勇。“卞庄子之勇”,他的勇在哪儿?他没把自己的生命看得了不得,他把义放在了不得的地位上,义和命比起来,义比命更重要。见危授命,一般人也很难做到。为什么?还是因为不懂道理,就如见利思义似的,为什么我要见利思义?道理没明白,所以就做不出来。见危授命,比见利思义更难做,生命是最宝贵的,利可以不要,命得要。

一个人为了义而死,生命一定会上升,这是因果。所以,把这些道理明白了,见危授命也就不难了,我们敢去担当了。

孔子讲“知、仁、勇”,这是君子三达德,首先是智慧,我们要有智慧,我们才能做到仁,才能做到勇。见利思义,是仁,我们有仁义,不忍心做不义之事,就是仁;见危授命,是勇,仁和勇都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智慧就是我们能够认识宇宙人生真相,最起码的因果道理,我们能了解了,我们做出的行为自然就与仁、与勇相符合。我们想要真正达到儒家所说的成人的标准,孔子对颜回说的,是圣人的标准;对子路第一次说的,是贤人的标准;再降一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这是君子的标准,三个等级,三等成人。我们要做到最低标准,对因果的道理要明了。

因果教育比什么都重要,不能只靠伦理道德。譬如见利思义,如果利益很大,诱惑很大,他就会动心,因为他不明因果,所以肯定会动心。为什么那么多官员被抓起来?贪污、受贿。难道他不知道不应该受贿吗?他知道。那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做?不能够拒绝诱惑?因为诱惑太大了。财富、美色,这是两个难关,为什么把持不住自己的原则?还是不懂因果。懂得了因果,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一丝毫都不会差错,哪敢去越雷池一步!所以就不敢去造恶,知道要对自己负责任。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要字当约字讲,就是与人有约,虽然这个约已经很久了,但是不能忘,要很守信用,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境遇,都不会违背自己的诺言,能够永久的信守。这个信很重要,“民无信则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人的根本,孔子讲,一个是忠,一个是信,很重要。“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这三条合在一起,就是讲道义和忠信,这是做人的根本。虽然是次一等成人的标准,我们能够力行,那也了不起。如何落实?就是落实儒、释、道三个根。《弟子规》,是教我们孝道,教我们感恩心,这是儒家的根;《太上感应篇》,是道家的根,教我们生敬畏心;《十善业道经》,是佛家的根,教我们心地纯净纯善。这三个根落实了,我们也能成为“成人”,也是了不起的成就。所以,孔子给子路讲了两段成人的标准,第一段是讲知廉勇艺,还要文之以礼乐;第二段是讲道义和忠信。

修正身心 清净生慧

蕅益大师批注说,“卓吾云:知廉勇艺,是铜铁;礼乐,是丹头”。这是引用明朝大儒李卓吾先生的话,知廉勇艺,就是孔子讲的臧武仲之知、孟公绰之廉、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这四个合起来叫铜铁。铜铁是还没有完全炼成,还比较粗糙,只是有个本质,再加以修炼,才能成器,就是用礼乐来修炼。礼乐是丹头,丹头是道家里面精炼而成的一种灵丹妙药,这是比喻经过反复地精炼之后,成为一个很有成就的人。

我们用这个标准来看看自己,真的离成人的标准还很远。首先要有知廉勇艺,最重要的是知、勇、廉;艺,是六艺、百工,我们选一样深入就好。智慧怎么来?我们得读圣贤书,得明白道理。读圣贤书,也不能读杂;读得很杂,未必能够悟得通,不通不行,智慧得通了才会有。读书读得多,只能是知识很丰富,不一定有智慧。怎么才能通?我们学了要去用,要去力行。力行之后,才是自己的,而不是“这是圣贤人讲的,这是圣贤人的境界,与我无关”,那就不是自己的智慧。我们自己真正能力行,有体验了,就是自己的智慧。而且最重要的,我们就学一门就行了,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譬如我们学《论语》,就一直钻到底,智慧就能开。智慧是从清净心中得来的,清净心是我们的心专注了,专注以后,它就会通,而且是触类旁通。这是学习的方法,我们老恩师反复强调,他是过来人,今年八十四岁高龄,学了将近六十年,他传授给我们,我们得真干,我们就有智慧,我们就学一部经典,一部经通了,部部经都通了。

礼和乐,礼是规矩,我们得学。儒家的礼有很多,佛门里面的礼就是戒律、威仪,也有很多。我们要会抓住根本,根本就是儒家的《弟子规》,所有的礼都是从这一个根本生出来的,我们就从这个根本上落实,待人、处事、接物必须要遵守,把这个根本落实了,其他的都是展开、细化,就不难做到了。譬如佛家讲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所有的戒律,都是这五戒的展开,我们抓住了根本,就不难。如果不讲礼,就不可能成人,就如佛家所讲,如果不能修戒、不能持戒,就不可能在佛法里成就。所以,戒为无上菩提本,戒律是成就菩提的根本,正如礼是成就圣人的根本一样,非常重要。

乐是讲养我们的心,心能处于和谐的状态。真正的音乐,它能让人和谐,所谓“乐是天地之大和”,让我们心平气和,让我们能得清净心,这是雅乐。不是现在的这类音乐,咚咚咚咚的,让人心烦意乱;或者是靡靡之音,让人潦倒不振,那都不是真正的乐。只有真正的雅乐,才能调和我们的心。调身、调心,我们的身心清净了,就能开智慧;智慧开了,我们才能够成圣人,这是孔子讲的“成人”的条件。

调和内心 化解对立

蕅益大师又引“方外史曰”,“四子若能文之以礼乐,则四子便各各成人,非要兼四子之长也”,这是更为突出礼乐之重要,礼乐就是圣贤的教育。一个人想要成圣贤、成人,他必须要接受圣贤教育,靠他自己自悟自修,可以说基本不可能,孔子也不是这个根性,他还得去学礼乐。四子,就是臧武仲、孟公绰、卞庄子和冉求四个人,他们各有所长,“若能文之以礼乐”,如果他们能用礼乐来调和自己的身心,就是接受圣贤教育,他们四个人都能成人。换句话说,如果不接受圣贤教育,只是有这个长处,也不能成人。可见接受圣贤之教,是多么重要。

“非要兼四子之长也”,我们想要做圣人,是不是必须要有他们这四个人的长处,才有资格成为圣人?也不必,孟子说得好,“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人都能做圣人。可能这四个人的长处,我们一样都没有,但是我们能接受礼乐的教化,我们也能成圣人,因为圣人是教出来的。

“礼,是此心之节文;乐,是此心太和。诚于中而形于外,故名为文,非致饰于外也。”这是给礼、乐做了个定义,“礼,是此心之节文”,节文是礼节、仪式,是外在的,表现出来的这种形式。当我们的心,与圣贤的心合而为一了,入了圣贤人的境界,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动作、言谈,待人、处事、接物的这些仪容、方式,自然都符合礼。换句话说,礼是自性中本有的性德,我们本来具足。我们现在不是圣人,还是本来具足,但是现在我们用不上,为什么?自性性德没显露出来,所以就得学,先学礼。

圣人是怎么做的,我们就学着他怎么做,先学那个样子,用圣人的行为标准来规范自己,学着学着,我们就习惯了,不知不觉也成圣人了。等我们成圣人之后,还需不需要这套标准?不需要了。但是,我们所行、所做的,全是符合这套标准。这就是孔子说的,他到了七十岁,“从心所欲,不踰矩”。从心所欲,是他很自然,他不刻意,他的心里没想着要去遵守什么规矩,但是他所做的,都不踰矩,样样都符合规矩,都符合礼。所以,礼是一种方法、一种手段,让我们回归自性,让我们证悟这个“此心”。我们明了心、见了性,肯定样样都符合礼。就像佛家讲戒律,真正明心见性的人,戒全部都守了,这叫道共戒。

乐,是心之声,“此心太和”,太和是讲本来和谐,宇宙本来是和谐的。宇宙怎么来的?宇宙是我们的心变现的,我们的心本来也是和谐的。现在不和谐了,现在会闹对立,譬如夫妻两个人就会闹对立,这是最小的一个家庭,里面都不和谐,就更不谈宇宙大和谐了,太和已经断了,没有了。可见得我们这个心,多么的偏离自性!现在要回归,回归到太和上,儒家是用乐来调我们的心。所以,真正对乐深入的人,他的心就很和谐,他的行为也很和谐,绝对不会跟任何人有冲突。如果我们看到某个人很懂音乐,但是他经常跟人吵架,跟人有口角,我们就能知道,他懂的都是皮毛,没真懂。为什么?他没得到太和,他的心不和谐,他所作的音乐,就是孔子说的“郑声淫乐”,不是好音乐,也会把人导向不和谐。所以,乐也是一种教育的手段和方法,助人回归到和谐上来。

佛家往往是用禅定、用念佛来调和内心,佛号可以唱出来,一遍一遍地唱,别看它很单调,儒家很多的这些古老的音乐也很单调。过去只有五音,宫商角徵羽,12356;西方加了两个半音,4和7,就是七音,半音不是正音。一首乐章要是半音多,这首音乐的正气就少,像靡靡之音。中国真正的圣贤乐章,都是用五个正音,所以佛家用梵呗,那种唱诵的乐章都很简单,都很容易唱,越是简单的音乐,越能让人的心调和,我们一唱,心就安定下来了。心定,才能回归太和。要是心绪很躁动,像现在西方的摇滚乐,在江本胜博士的试验里,听过摇滚乐的水的结晶就好像一个人四分五裂似的,很晕眩的那个状态,水听了也不能太和。所以,乐是让人的心定下来的,心能够安静,才能够入太和。

真正到了太和,是什么样的境界?心中一切对立、一切矛盾、一切冲突,全部都化解掉了,没有了,所以我们自己要修自己的心。音乐是一种手段,最重要的,是在我们待人、处事、接物当中,化解一切对立冲突。当我们起了冲突的时候,某人对我怎么这样,有不满情绪了,我们立刻要提起阿弥陀佛的佛号,这就是乐,太和之乐,让我们一下把心绪定下来,我怎么能破坏宇宙的太和?人与我是一体的,我怎么能够起对立?回归到一体上,太和就实现了,这是修心之道。

“诚于中而形于外”,内心与外表是相应的,我们是什么样的心,外面自然有什么样的表现,这是瞒不了人的。故意造作,内心与人是对立的,故意表现很恭敬的样子,一看就很假,不是真的,造作出来的。必定是诚于中而形于外,所以我们的功夫,要用在调和自己的内心。调和的方法,没有别的,就是化解一切心中的对立、心中的矛盾,我们的心就诚了。真正诚到了极处,是什么样子?曾国藩先生给“诚”字下了一个定义说,“一念不生是谓诚”,真正的诚就是一念不生。一念不生,这是不是太和?心中有一念,就有对立。有念和无念是对立,想到这是我的,那是他的,人、我又是对立,就看我们的念头是什么。

对立最重的是执著,执著我,又执著人,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四相具足。把执著放下了,还有分别,譬如我们看到了这块手表,我们动了个念头,“这是手表”,这是分别,分别它是手表,不是其他的,这也是对立,也不能叫太和。“这是我的手表,我很喜欢它”,这是执著;“这是他的手表,我怎么想办法把它拿过来”,这执著就很严重了。分别执著都放下了,我们还有念头,譬如我们看到这块手表的时候,立刻就知道它是个东西,就动念头了,动了念头,就还不到至诚,这叫妄想,还是有对立,但是已经很细微了。真正把妄想都放下了,就是真正至诚,回归太和了,我们与宇宙融为一体,就是《中庸》里讲的“至诚如神”。

神是什么?神就是整个宇宙。至诚如神,我们到了至诚,一念不生的时候,我们跟宇宙融为一体,宇宙是自己的法身。我们绝对不会认为这个身体是自己的身体,没那个念头,永远处于一念不生的状态,永远是太和。一念不生岂不就是木头桩子一样,什么都不懂,没有念头了?不是的,我们有反应,有见闻觉知,这些功能不会失去,而且这个功能是完全恢复了。就如孔子对颜回讲的,“成人之行,达乎情性之理,通乎物类之辨,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源”,我们的神通能力全部恢复了。不仅这个地球上一切众生的状况,我们能了解得很清楚,整个宇宙一切万物,河外星系,其他的星云星系里的一切众生,他们心里想什么,动了什么念头,有些什么动作,有些什么样的因果,我们通通明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是我们本来有的能力,这叫神,这叫圣,这叫佛,境界都是一样的。

下手处就是要学礼,孔子对颜回讲,“克己复礼为仁”,我们得克己复礼,遵循礼,礼是外在的,先学外在,从礼、从戒律上慢慢回归。学礼,最重要的,是心要诚,学着不动念头,“文之以礼乐”,不仅身要修,还要从心里放下分别执著,这就是文,修身正心的功夫。“非致饰于外也”,不是只在外面装饰、文饰,那是假的,要从心地上修。

立志成圣 根植孝亲

蕅益大师批注孔子讲的次一等标准说,“此与得见有恒,抑亦可以为次之意同,卓吾云:然则今之不成人者极多矣”。大师举出《论语》里意思相同的其他两章,第一个是,“得见有恒”,出自于“公冶长第七篇”,第二十五章,“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这就是退而求其次。孔子说,圣人他见不到了,圣人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一切通达,完全恢复性德的这种人。见不到圣人,得见一个君子也不错。君子是什么?还没有成圣人,还在修,还在学地上,但是已经很难得了。我们的目标是成圣人,力行要做君子。

“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善人是天生就很善良,他的天性保全得很多,没有失掉,他自然所行皆善,这种人也很难找了。为什么?社会污染了,虽然人之初,性本善,可是生下来没过多久,就被染污,就不善了。所以,能保存他的善,一生都不改变的,这种人见不到了,全都堕落了。这不是说别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刚生下来的孩子,都是纯真无邪的;长大了,什么邪念都有了,所以孔子说,见不到这样的善人了。譬如舜王,“终身慕父母”,不管父母怎么害他,他还是对父母孝敬,他不会改变他善良的天性,这种人很难得,见不到了。见不到怎么办?“得见有恒者斯可矣”,有一个有恒心、有毅力的人,学习了圣贤教育之后,他能够终身都在学习、都在力行,虽然社会很污染、很堕落,但是他自己能够坚持,学了圣贤之道,他能够力行。这种人也不错,最后他也能成为君子、成为圣人。这是退而求其次。

“此与得见有恒,抑亦可以为次之意同。”“抑亦可以为次”,出自“子路第十三篇”,第二十章,“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什么叫士?士人是读书人,什么人真正能称为是读圣贤书的人?“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他有羞耻心,他能够检点自己的行为,为国家效力,使于四方就是出使外国,不辱君命,这种人就可以称为士人。

“曰:敢问其次?”次一等的人呢?“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宗族、乡党都称为他是个孝子,能够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孝悌做得很好,这是次一等。

“曰:敢问其次?”再次一等的呢?“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这是第三等,能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说了话就能守信,做一样事情能坚持到底。这种人不能称为大人,还是小人。小人不是坏人,“硁硁然小人”,硁硁是石头撞击的声音,代表很固执,头脑不灵活,很保守,但是能够坚持原则,心量很小,这种人叫小人。但是,也算不错了,可以称为次一等的士人。

“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贡又问,现在从政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不是士人?古人讲“学而优则仕”,他们能称得上士人吗?“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这种人根本不能算,斗筲是指器量很小的人,连小人都称不上,自私自利到了极点,器量狭小,所以,孔子根本看不上。

“卓吾云:然则今之不成人者极多矣。”“今之不成人者”,不要看别人,我们学习《论语》,切忌去对照别人,《论语》不是照妖镜,不是看别人,是看自己,我们自己能不能称得上是成人?哪怕是最次一等的成人?“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我们有没有这种忠信的品格,自己能不能称得上?如果称不上,就要勉力而行之,为什么人家能做得到,我们做不到?圣人,每个人都能成,为什么他们成了,我们成不了?《孟子》里引颜回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舜王是什么样的人?我又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我比不上他?真正有为之人,也要发愤努力做到,立志成圣成贤。

第十三章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诲人不倦 旨在世范

雪公李炳南老居士在《论语讲要》里引何晏的《论语集解》,《集解》引孔安国的批注说,公叔文子是卫国的大夫公孙拔,文是他的谥号。公明贾是卫国人,姓公明,名贾。“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夫子是指公叔文子,孔子很好学,他听说公叔文子不言、不笑、不取,所以他就问公明贾,听说这个人不讲话,也不笑,也不拿别人的东西,是不是这样的?信乎就是这可不可信?“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告者就是传这个话的人,过是有点言过其实了。

下面是公明贾自己的评价,什么才是真实的。“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时然后言是说公叔文子说话很得体,该说的时候他才说,很懂得进退,所以别人不厌恶他说话。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处事真的要戒多言,言多必失。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说话很慎重,而且要懂得察言观色,懂得说话的时机,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该说的时候才说,这就不失言。如果该说的时候不说,叫失人;不该说的时候说了,叫失言,这两种都不妥。公叔文子这方面做得很好,他很有智慧。这个智慧来源于他的心很定,因定开慧。如果心不定,他对这些时局应对就没有这个分寸,因为他的心定才能观察得很清楚,时机把握得很好。

“乐然后笑”,他欢乐的时候,他才笑,说明他很真诚。如果一个人不快乐的时候,他还在笑,那就很假了,所谓虚情假意,就会招人厌恶。只有真诚的笑,“人不厌其笑”,不会招人厌恶。“义然后取”,合乎义的他才取,也就是见利思义,只取符合道义的利,取得恰当。“不厌其取”,别人就不会厌恶他取,他取的是他该取的。谚语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不是不取财,不做生意,不是的,他也能做生意,只是该取的财他才取,一定是“义然后取”,把仁义放在第一位,把利放下,不能说放到第二位,是放下,不要,就要仁义就好了。

要了仁义,是不是就没有财利呢?不会的,该有的还是会有,命里有时终须有,着什么急?君子只是没把利放在心上,并不是说他不要利,该来的他也接受。他把财利拿来做什么?《大学》里讲,“有财此有用”,君子的财富用来做什么?用于帮助社会、帮助众生,他不是为了自己享乐用的。他取的财符合义,用财也符合义,所以君子喻于义,他想的就是义,他不想利,也不想自己享受,真正是把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了,只想着义,这就是君子。

战国时期的范蠡,他离开勾践后去做生意,发了财,然后他把财富散掉了,帮助社会,又从头做起,又发了财,又散财,三聚财、三散财,所以后世人把他称为“财神”,这是真正懂得如何取财、如何用财。我在上海的“商亦载道”论坛里,我就鼓励一些企业家说,你们得做“财神”,你要挣钱,不是说不让你挣钱,你可以挣,义然后取、义然后用,那你就树立了生意人的好榜样,这就是财神。然后大家都学你,这个社会就和谐了。

这是公明贾评价公叔文子,说文子并非不言、不笑、不取,而是他的言、他的笑、他的取都非常恰当,都恰如其分,所以人都不厌。孔子听了后说,“其然,岂其然乎?”其然就是应当如此;岂其然?这是问话,孔子之前听到的传闻怎么是那个样子的?否定了原来的传话,这是孔子听了公明贾的评述以后的感叹,赞美公叔文子。其然是应当如此,果然是这样,有赞美的意思。在马融的批注里说,“岂其然乎”这句反问是孔子有点怀疑,公叔文子是不是真能做到这样?到底孔子有没有怀疑呢?

蕅益大师批注说,“卓吾曰”,引用李卓吾先生的话,“是乐取之词,非猜疑之语”,这不是猜疑,实际上是赞美。乐取的乐是爱好,取是取法,孔子听到公叔文子的这种美德,时然后言、乐然后笑、义然后取,他很赞美,也要取法,他并没有猜疑。圣人没有猜疑别人的心,而是见人善,马上要取法。

蕅益大师又说,“方外史曰:圣人见人之善,如己之善,与后儒自是不同”。圣人与以后的儒者不一样,儒者是搞儒学研究的人,他自己没去真修,纯粹是在文字上用自己的意思去研究判断,结果判断的都不是真的,都不正确,他得不到圣人的境界,他就不知道圣人是什么存心。“圣人见人之善,如己之善”,孔子见到公叔文子的善法、优点,就好像自己有这个优点,自己有,就保持;如果没有,赶快要取法学习,这就跟儒者不一样。

江谦先生补注说,“曰其然者,是其时然后言,乐然后笑,义然后取之答也”。孔子讲其然,就是说公叔文子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时然后言、乐然后笑、义然后取,“岂其然者,谓所传不言不笑不取之非也”,之前所传闻的公叔文子不言、不笑、不取,不符合事实,所以孔子问公明贾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公明贾给他讲出了事实,孔子就了解了。这是通过对公叔文子的证明,而给后人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这是孔子诲人不倦的存心,处处都想着教学,为世人立一个典范。

第十四章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求后要君 存心不善

这一章是孔子评价臧武仲。在本篇第十二章“子路问成人”里,孔子说臧武仲这个人有智慧、很机智,本章是孔子对他的批评。

“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雪公说,臧武仲曾经做过鲁国的大夫,防是他的封邑,就是封地,叫食采邑,在山东。臧武仲曾经被大夫孟氏定了罪,他就逃到了国外,一个叫邾的诸侯国。后来,他又从邾回到了鲁国自己的防邑。然后,他就派同父异母的兄长给鲁国的国君送礼,求国君念他家祖先的功勋,不要跟他计较,并请鲁君为他们臧氏家立后,以守其先人的祭祀。于是鲁君就立了他的异母兄弟臧为,臧武仲就把自己的领地防邑交给了臧为,自己跑到齐国去了。以防求为后,就是讲他占据着自己防邑这个封地,请求鲁君为臧氏立后。

这个事孔子怎么评判?“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要是要挟,虽然有人说他没有构成要君之罪,可是孔子说他不信;也就是在孔子的心里,认为臧武仲已经犯了要君之罪了。为什么?假如鲁君没有答应臧武仲的请求,他也有可能在自己的封地里搞叛乱。孔子非常识人,圣人评价一个人,是看他的存心,虽然他没有进行叛乱,但是他已经有了这个心。虽然没有这个事,不能给他定罪;但是他有这个心,圣人就会批评他。所以,圣人非常重视忠君,忠君就是爱国。如果不能忠君,处处与自己的领导做对,甚至还要挟,那这个人迟早会有叛乱的行为。讲到忠,忠离不开孝,忠臣出自于孝子之门。一个人能够对父母有孝心,他才能够真正爱自己的祖国、爱自己的领导,所以儒家的教育非常重视孝道。忠,就是把对父母的那个孝心,移过来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领导、对自己的人民而已。所以,我们想要培养忠臣,最重要的是提倡孝道。

第十五章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待君以礼 存心中正

这一章是孔子评论晋文公和齐桓公两位国君,他们都在春秋时候创立过霸业。这两位国君都曾经相继被诸侯推为霸主,率领诸侯,所谓尊王攘夷。当时还是周朝,虽然周天子已经名存实亡了,但是毕竟还有一个名义在,所以晋文公和齐桓公都领导着诸侯尊奉周天子,这是符合礼的。

“谲而不正”,谲当诈字讲,狡诈的意思,在《春秋·左传》里记载着一些例子,说明齐桓公、晋文公是什么样的人。在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举办了一个践土之盟,他召集周天子、各诸侯来到践土这个地方,进行盟会,让周天子接受诸侯的礼拜。这种行为,实际上已经不符合礼了,孔子说,这叫“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晋文公是用臣子的身份召天子来盟会,不可以训,不能作为法则、榜样。晋文公虽然做了一个样子要尊天子,实际上他的心里没有真正对天子的礼敬,他把天子召来,就好像召诸侯、臣子一样,这不符合礼,盟会应该是由周天子来召唤、召集,所以孔子说他“谲而不正”,狡诈,心不正。齐桓公比他好一些,齐桓公在葵丘盟会诸侯,对周天子能一切以礼相待,所以孔子称他是“正而不谲”,他的心很正,很符合礼。

正和谲是用什么标准来判断?就是看是不是用礼。如果一切都符合礼,这就是正;不符合礼,就不正,所以我们要克己复礼。礼,就是我们的行为规范,特别是在君臣之间,更要以礼相待。把这两章合在一起看,说明孔子观察人非常细致,不是看你表面做什么样子,是看你的存心在哪里。当然,存心也是透过我们的一举一动来看,从细微处就能观察出来,瞒不过别人。所以,我们自己千万不要在这些表面行动上去掩饰、去作假,这就是“谲而不正”,应该反省自己的内心,内心要正,不能有半点欺伪,“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别以为别人看不出来,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我们只能够欺骗那些没有智慧的愚人。所以,圣人教我们,自己的心一定要正,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第十六章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管仲不死 施仁天下

“桓公杀公子纠”,桓公是齐桓公,他原来是公子小白,他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叫公子纠,他们的父亲叫齐厘公。公子小白有一个家臣叫鲍叔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齐襄公无道,他预知齐国必定将乱,于是建议小白赶紧离开齐国,以免遭到祸患,于是小白就与他出奔到了莒国;公子纠也与辅佐他的管仲和召忽一起逃到了鲁国。后来,襄公果然被他的从弟无知给杀了,无知就自立为国君。

新国君无知好景不长,几个月之后,又被齐国的大夫雍廪给杀了。然后齐国需要重立国君,立谁呢?有两个候选,一个是公子纠,一个是公子小白。于是就约定,谁先回到齐国,就立谁。所以,小白就从莒国回齐;公子纠也从鲁国返回,因为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人,鲁国有意要辅助公子纠做齐君,于是出兵护送公子纠回国。为了保证公子纠先回到齐国被立为齐君,管仲就率兵去拦阻公子小白,不让小白回来。

管仲果然在路上拦截住了公子小白,于是他就射杀小白,一箭射过去,射中了小白衣服上的带钩,小白很聪明,立刻就装死。管仲就以为他真的死了,就回去了,报告公子纠说,他已经把公子小白给杀了,现在没有竞争对手了,于是公子纠的车队就慢慢地走,也不赶时间了。没想到小白得以脱身,抢先回到了齐国,并被立为国君,也就是齐桓公。于是齐桓公立刻就派兵去迎战护送公子纠的鲁国军队,拦截公子纠,不让他回国。齐国的军队毕竟比较强大,打败了鲁国的军队,公子纠也逃回了鲁国。

管仲被俘,因为他差点把齐桓公射死,所以齐桓公恨死了他。但是,鲍叔牙非常诚恳地规劝齐桓公,管仲是一位人才,当时是各为其主,现在他已经被我们捉获了,我们应该软言相慰,让他的心能够归附我们,为我们所用,将来他一定能够辅佐君上称霸。齐桓公也是一个很有度量的人,听到鲍叔牙的举荐,不仅没有追究管仲,还任命他为齐国的宰相。管仲后来也真的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称霸天下。公子纠和召忽逃回了鲁国,齐国以强势要挟鲁国交出公子纠,或者把他杀死。鲁国不敢得罪齐国,于是就把公子纠杀了,召忽也自刎而死,为公子纠殉难。这是本章的历史背景。

子路是很重道义、很有情义的一个人,他认为“召忽死之”,召忽为公子纠殉节,他是杀身以成仁,很忠烈的一个义士;“管仲不死”,管仲不为公子纠自杀殉节,管仲比不上召忽。所以他问孔子,“曰:未仁乎?”管仲是不是不仁?不能称为仁?他没有做到忠和义,怎么能称为仁?

孔子回答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不以兵车,就是不用武力,九合诸侯,成为了诸侯盟主,当时称为衣裳之会,而不是用武力来称霸,所以孔子非常赞叹。当时的天下得到了安定,这是管仲之力也,管仲帮助齐桓公的结果;如果没有管仲,不可能有当时的盛况,老百姓得不到安宁。春秋时期,各国是常常打仗,都是为了私心,为了个人的企图,所谓“春秋无义战”,受苦的都是老百姓。所以孔子非常不赞同用武力,而是希望推广德行、推行礼乐之治,使天下安宁。管仲当时帮助齐桓公做到了,因此孔子讲“如其仁,如其仁”,管仲亦如召忽之仁,不亚于召忽,还说了两遍“如其仁”,说明在孔子的心目中,管仲也是一位仁者。可见得孔子的心量很大,他思考的不是为了一国,不是为了一主,而是为了一天下,天下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世界。什么是仁?仁者爱人,“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没有说齐国人才爱,鲁国人就不爱,如果有这个分别执著,就不仁,所以孔子起心动念都想着天下万民。

管仲和召忽,两个人有不同的示现,召忽示现的是一个忠义之士,他能为自己的主上殉节,这是勇;管仲能够忍死,忍着不死,他发现公子小白做了齐桓公后,这个人的心量很大,很有贤君的素质,所以管仲知道自己可以帮助他,帮助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图自己的名利,而是为了施仁爱于天下。所以孔子赞他如其仁,管仲的心里是真正为了人民,为了天下苍生。

心存天下 不记名节

蕅益大师批注说,“不以兵车,故如其仁,乃救刀兵劫之真心实话”。这是大师点出来了,仁者爱人,慈悲众生。管仲辅佐齐桓公,确实能够不以兵车而九合诸侯,使天下安定,人民得利益,因此孔子赞“如其仁”。管仲想的不是自己的名节,可能自己会遭天下人唾骂,连子路都不理解他,还觉得管仲不够召忽那么仁义,所以在当时,相信有不少人会认为管仲不仁。管仲没有把个人名节看得很重,而是将天下万民的福祉摆在首位,他没有自己,只是心存天下,他是个仁人。天下如果没有他,就不能实现安定和谐,所以他有这个义务要出来,哪怕是冒着别人的讥嫌,也义无反顾。

孔子的境界,当然绝不亚于管仲,他也是心存天下,把自己的个人名节放下了。为个人名节,还是自私自利,还是有私心,就不能天下为公,就不能称为仁人。孔子周游列国,到每一个国家,都希望帮助那个国家推行礼乐之治,实现大同世界,让天下和谐,这个也是如其仁。孔子评价管仲“不以兵车”四个字,就足见他的心目中多么希望和平,知道战争对人民的伤害太大了,他念念是为了救世、救民,所以这是“乃救刀兵劫之真心实话”,刀兵劫是战争。从孔子评价管仲的话里,已经流露出孔子自己的真心实话,要救民于水火之中。只要能够让人民安定,能够有和平,个人的名节算什么?个人的小忠小义又算什么?这个道理,我们要仔细去参。

第十七章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圣人言动 重在大局

这一章是子贡向孔子请问,管仲是否是一位仁者,孔子在这一章评价得更清楚了。“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子贡说,管仲不能算是仁者。子贡与子路的眼光都很短浅,没有看到大局,而且也没能体会到管仲的存心,因此见地都不高。孔子是圣人,子贡、子路是贤人,圣人的心地宽广、心量广大,所以圣人的见地更高一等,他的行持往往与一般人不一样。凡夫有时候还会误解圣人,圣人怎么会这样做?一般人的道德都不会这样做,为什么圣人还这么做?

譬如孔子有一次到了卫国边境蒲地,发现蒲地大夫公叔氏正在谋划起兵叛乱,孔子就想立刻赶回卫国的国都,禀告国君卫灵公。公叔氏当然不能让孔子离开,一旦被孔子告发,叛变的计谋不成,自己还会被灭族,所以就带兵把孔子围起来,不让孔子走,除非孔子对天发誓,不去见卫国国君。孔子当时就向天发誓,说自己不回去见卫国国君。公叔氏一看孔子发誓了,就放心了,孔子是圣人,大家都知道他很有德行,凡出言,必信为先,他发了誓,就会信守承诺,所以就放心地撤兵了。等他们撤走之后,孔子还是告诉弟子们回去见卫国国君。子路就不理解了,问孔子,这怎么行?您不是已经发了誓,您现在食言,岂不是为天下人耻笑?孔子说,“在被威逼的时候发的誓言,可以不算,如果他们起兵叛乱,遭涂炭的还是百姓,为了国家的安定,我个人的名节不算什么”。所以,孔子毅然回去禀告国君。

圣人的举动,不能用一般常人所想的道德仁义来衡量,在非常时期,就会有非常的举措,而其存心没有别的,都是为了天下苍生,没有为自己的念头,自己整个的生命、名节都可以舍去。古人把名节看得比生命还重,所以召忽能够为他的主人公子纠去殉节,这很难得,他是一位义士。但是,管仲是把天下苍生看得比自己的名节还重,这个境界就不是召忽可以比的。所以孔子赞叹管仲是仁人志士,真的是仁人。

子贡问的问题跟子路是一样的,“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齐桓公把公子纠杀了,召忽为公子纠殉节;管仲被抓,投降了齐桓公。齐桓公礼贤下士,任命管仲做齐相,管仲也就死心塌地地报答桓公的知遇之恩,做了桓公的辅相。所以子贡问,管仲还算仁人吗?所谓一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主。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管仲辅佐齐桓公,建立了很大的功勋,使桓公称霸于诸侯,成为当时春秋诸侯的盟主,并且率领诸侯尊重周天子,这种举措非常符合礼,孔子非常赞赏。孔子自己也是致力于这项工作,希望能够帮助一个诸侯国兴盛起来,也能够做盟主,帮助周朝恢复礼的制度,尊重周天子。当时各国不尊重天子,是乱世。

“一匡天下”,匡是正的意思,管仲帮助齐桓公使天下都正了,天下和谐了,不受夷狄的入侵。因为周朝当时很乱,各国都为自己的利益,所以夷狄也常常乘虚而入来骚扰;各国之间也常常打仗,所以民不聊生。齐桓公称霸诸侯之后,天下安定,人民百姓得到了幸福,“民到于今受其赐”,一直到今天,就是到孔子说话的时候,还受到管仲的恩赐,这个恩赐就是安定和谐,所以孔子赞叹管仲。

“微管仲”,微当无字讲,如果没有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衽是衣襟,向左边来扣衣服,这是当时边疆少数民族的做法;被发是头发披着、散开,没有把它结成髻子,没有整理好,这都属于没有礼、没有文化,野蛮人的做法。孔子的意思是,如果没有管仲辅助齐桓公一匡天下,使人民百姓能够得到安定和谐的生活,使礼乐能够复兴,可能周朝早已经被夷狄占领,人民都变成被发左衽的夷狄,自己也都变成没有礼乐的人了。

“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匹夫匹妇就是普通人、凡人,怎么能像这些凡人一样坚守着所谓的信用?坚守这种信用,就是“自经于沟渎”。沟渎是埋死人的沟渠,自经就是自缢、自杀,像召忽一样,自杀死了,葬身于沟渎,没有任何功绩留下来,所以“而莫之知也”,没人知道他。管仲的大功、功绩,在于他可以不死,而能够辅佐齐桓公,使天下安定,使礼乐复兴,使人伦道德得以维持,使中华文化得以延续,而不会沦为没有礼义、不讲道德的夷狄之手,成为他们的奴隶,所以天下万民受其赐。从这种功业,就可以评定管仲是一位仁人。

孔子的着眼高,他是以大功立论,他不是看小恩小惠,或者小忠小义。他是看你是不是对天下万民有恩赐,是不是对文化道统能够维持。文化道统,甚至比一个国家的繁荣安定更重要。为什么?文化道统能使天下长久地和谐安定,这个意义更深广。我们中华文化之所以一直流传到现在,确实历史上有很多这些仁人志士作出了他们的贡献。管仲作出了贡献,孔子本人也作出了贡献,而且贡献更大。本来孔子也想象管仲那样来施展他的政治抱负,为天下、国家出一分力,但是没成功,没人用他。管仲找到了齐桓公,他算幸运的,孔子想找齐桓公那样的人找不到。这是什么?众生没有福报。所以,孔子只好回到自己的家乡,著书立说,教育后代,教了三千弟子,七十二贤,留下这些垂训,利益后世。

孔子的贡献远远超过管仲,管仲的贡献我们现在未必能感受得到,可是现在没有人不知道孔子。孔子的功劳,就在于他教学,他是教育家。人们谈到孔子,很少说他是政治家,管仲是政治家,孔子是教育家。可见得,教育比政治更重要。实在讲,政治也离不开教育,没有教育,纯粹搞政治,也搞不成功。《礼记·学记》里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要办政治,首先是要办教育。教什么?教伦理、道德、因果,教人伦、教礼乐。孔子虽然没有在政治上施展什么抱负,可是他在教育上的贡献,远比历史上任何一位政治家的贡献要大得多,甚至他的贡献超过了周公。周公是政治家,也是教育家,他辅佐武王、辅佐成王,并制定礼乐。孔子是集大成者,他把夏、商、周三代的礼乐制度,以及古圣先贤的教化,进行了系统的整合汇集。他是述而不作,反而名气远超周公。孔子对子贡的回答,也给我们立下了一个如何来论人论事的依据,也就是怎么看人,怎么评论一个人的功绩,我们讲的盖棺定论,着眼点应该在哪儿?这个着眼点,就是看他对天下万民有什么样的贡献。

中国文化 以和为贵

雪公在《论语讲要》里引刘宝楠先生的《论语正义》说:“注言此者,见夷狄入中国,必用夷狄变夏,中国之人,既习于被发左衽之俗,亦必灭弃礼义,驯至不君不臣也。”夷狄是指外国少数民族,古注里说,如果夷狄侵略了中国,就会用外国人的制度,来改变中原的这种礼乐制度。用什么样的礼来教化百姓,人民就会变了,“中国之人,既习于被发左衽之俗”,用少数民族的礼来教,中国人就会变成被发左衽,不讲礼了,一定是灭弃礼义,没有礼义了,其后果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人伦道德都不复存在。

日本的侵华战争,对中国造成的最大伤害,不是生命财产,当然这种伤害也是非常惨痛的,但是更惨痛的伤害是把我们的中华文化、圣贤道统彻底打破了,礼义完全没有了,中国文化被打断了。现在要慢慢地把它复兴起来,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可能还要几代人不遗余力地去努力,所以这个伤害是至为严重的。一个国家能够安定、能够和平、能够富强,就有利于保证它自己文化的保存。

雪公在《论语讲要》里引刘宝楠先生说:“管仲志在利齐国,而其后功遂济天下,使先王衣冠礼乐之盛未沦于夷狄,故圣人以仁许之,且以其功为贤于召忽之死矣。然有管仲之功则可不死,若无管仲之功,而背君事仇,贪生失义,又远不若召忽之为谅也。”这个评价很中肯。管仲当时立志辅佐齐桓公,“在利齐国”,因为齐国是强国、大国,这个大国兴起来之后,就能够帮助天下安定,这很重要。管仲实现了这个理想,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不是用武力称霸,是用王道,不是用霸道,让所有的诸侯都能够归附,都共同尊礼,使得礼乐、文化复兴起来了。

我们借古论今,现在中国是大国,越来越富强,如果中国能够安定,能够将传统文化复兴起来,他也必定能够像当时的齐国一样,利济天下,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中国人的古圣先贤的教导,不崇尚武力,崇尚和平,讲究协和万邦。中国人自古以来,讲和为贵。不像外国,外国强大了,就想到打别人。鸦片战争怎么来的?这些欧洲国家强大起来了,贪婪就膨胀,就来蹂躏中国,这是损人利己。

中国历史上强大的时候,没有一个念头想打别人,譬如明朝,郑和七次下西洋,给世界人民带去的是什么?中国的茶叶、陶瓷、丝绸,是去送礼的,而且把农耕的技术、文化传到了外国,所以,当时东南亚的那些国家,深得中国之利。郑和当时的舰队不得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若是想要吞并其他的国家,那是易如反掌。可是,明朝当时没这么做,因为什么?老祖宗的教诲,老祖宗教我们以和为贵,讲究仁道,讲究以德化民,这是王道。怎么能够以武力欺压别人?

如果中国真正把传统文化、圣贤道统复兴起来,正如汤恩比博士,一位了不起的英国伦敦大学的历史哲学家他说,这个世界要真正化解一切战争,只能是政治上统一,大家都是一个国家,就没有战争可打了。他深懂中国的历史,这种统一,绝对不是武力的统一,德国法西斯想用武力统一世界,最后失败了;日本法西斯想统一亚洲,最后也失败了,这条路走不通。要靠什么统一?靠文化统一。所以汤恩比博士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国人靠什么来领导世界?靠文化。靠政治、靠军事、靠经济都不行,历史上也没有这种经验。

自古至今,没有国家能用政治、用军事、用经济长久统一世界,不可能。譬如罗马帝国,曾经那么强大,不可一世,最后还不是灭亡了?所以,能够统一世界的,只有推行和谐的文化,就像管仲辅助齐桓公那样,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大家都尊礼。因为礼是每个人的性德,每个人都喜欢讲礼,世界各国都欢迎。所以,汤恩比先生讲的是真知灼见,“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必须靠中国的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是靠中国文化来领导全世界。这是以德来感化,绝不是以武力,所以中国的强大,不会威胁其他国家。为什么?中国没有威胁别的国家的历史,文化也不是这样教我们的,我们的老祖宗教我们以和为贵。所以,管仲辅佐齐桓公,确实给我们很深的启示。

汤恩比先生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就像中国春秋时期一样,春秋时期成功的例子,就是管仲辅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所以我们国家首先自己要把传统文化复兴起来,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使命。我们未必能够做到像管仲这样的功业,但是要有管仲的心、要有孔子的心,从自己做起,自己成圣成贤。有这个机缘,这个世界的众生有福,我们可以帮助这个世界走向太平;这个世界要是没福,像孔子一样,他有管仲之能,但是没有齐桓公,他就得不到重用,所以他只好用教学。一直到了汉武帝的时候,董仲舒建议,汉武帝于是独尊儒术,把儒家文化遵奉起来,于是中国至此都维持大一统,基本上都是和谐安定的。即使是改朝换代,也就是乱几年,最多是几十年,建国的这些帝王,很快又用儒家的文化来教导百姓,社会很快就安定了,重新恢复到大治。

所以,管仲之功,刘宝楠先生的评价是,“使先王衣冠礼乐之盛未沦于夷狄”,中国的圣贤道统、文化,没有被外国人、侵略者糟蹋,这是管仲之功。“故圣人以仁许之”,圣人是孔子,孔子称管仲是仁者,许是称许。“且以其功为贤于召忽之死矣”,以是认为,认为管仲的功绩比召忽的死更贤、更善,召忽只是殉节,管仲真正是能够利益万民。“然有管仲之功则可不死”,如果有管仲的这种智慧、才能,就可以不死,可以辅佐新的国君安定天下。“若无管仲之功,而背君事仇,贪生失义”,如果没有管仲的这种能力,而背离自己的国君,事奉仇敌,这是贪生失义,他的存心是贪生怕死、自私自利,图个人的荣华富贵,就失掉了道义。这种人,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汉奸,贪生失义。“又远不若召忽之为谅也”,谅是小信,召忽的死是守信,他有信义,为他的主人而死,值得称叹,他把义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

管仲与召忽同为公子纠的臣子,管仲不死,是为天下,当然更为贤德。可是,要有自知之明,如果没有管仲的能力,而且那个国君又不是齐桓公,这个因缘可不容易找,譬如,主人是一位贤君,很贤明,也有齐桓公的心量,管仲曾经想杀他,他都能原谅管仲,还重用管仲,这样的心量,所以他能称霸天下;管仲也确实知道自己有这个能力,遇到这样好的缘分,就不能死,应该为天下万民服务,这种机缘不容易得到。管仲有智慧,能审时度势,假如他看到齐桓公不是一个心量很大的人,当然也就不可能放过自己,齐桓公肯定要把他碎尸万段,管仲的下场当然是死;即使遇到齐桓公,自己没有那个能力,不能帮助、辅佐齐桓公,自己就一死了之,像召忽那样,也不失为一位义士。所以,我们都要仔细地去斟酌。

丈夫立世 首义救民

蕅益大师批注说,“大丈夫生于世间,惟以救民为第一义”,这话讲得太具体了。为什么管仲可以不死?以救民为第一义,不是贪生怕死,死是为民,生也是为民。“小名小节,何足论也!”像管仲这样,他可能会被人讥嫌、毁谤,“你怎么贪生怕死,还事奉你的仇敌”,他的名节会受损,但是他没有放在心上,他不看重自己的名节,只看能不能够为天下万民谋福祉,他是这个存心。“天下后世受其赐,仁莫大焉”,这是最大的仁。“假使死节,不过忠耳”,如果像召忽那样死了,为他的主人殉节,这是忠,当然也很难得,我们也非常赞叹,但是,“安得为仁”,这不是仁。召忽没到仁的境界,他只是忠。仁,比忠更高。但是,忠是仁的一个基础。

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在一个有十户人家的小区里,一定能找到一个与孔子一样忠信的人,忠信是道德的根基。一个忠信如孔子之人,为什么成不了仁人,成不了圣人?原因就是他不如孔子好学。换句话说,有了忠信,未必能得仁;反过来,有了仁,他必定是忠信之人。这个忠,不是小忠;那个信,也不是小信,是大忠大信。大忠是什么?忠于全天下之人民,为他们服务,而不是只为一个主人服务而已。召忽只是为公子纠服务,这是小忠;管仲是为天下人服务,这是大忠。召忽殉节,是小信;管仲没有为自己的主人去殉节,好像失信了,但是他这是大信。大信以什么为标准?以义为标准。有了义,小信有时候在某种条件下可以不守,譬如前面举的例子,孔子发誓,最后可以不守信,原因是什么?为了人民,都不是为自己,这才符合仁。

蕅益大师批注说,“况又不必死者耶”,当时的管仲不必死,他能够实现为民谋福祉的这个理想。“当知召忽之死,特匹夫匹妇之谅而已矣”,匹夫匹妇是指普通人,一般凡人,谅是小信、小忠,召忽只能归于这一类人,当然这不是贬义,召忽是忠义之人,能做到这种人,也是有相当高的道德水平,但是他的格局不高。“王珪魏徵,亦与管仲,同是个人”,唐朝刚刚建国的时候,李渊称帝,王珪和魏徵辅佐太子李建成。后来,李渊的几个儿子互相争夺王位,李建成、李世民(后来的唐太宗),还有齐王李元吉,三方的势力都非常大,互相斗争。李世民很有计谋、很有谋略,他制造了玄武门事变,杀了自己的哥哥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李渊于是让位于李世民,李世民就尊李渊为太上皇。

唐太宗李世民也是一个非常爱才的人,他看到王珪、魏徵都是贤才,于是就礼贤下士,不计前嫌,请他们来做官。王珪和魏徵都曾经出谋划策,帮助李建成打倒李世民,等于是李世民的仇家,但是唐太宗的心量很大,就像齐桓公一样,王珪和魏徵就相当于管仲,看到唐太宗确实是一个大心量、大智慧的国主,于是也就死心塌地为他服务,最后帮助唐太宗实现了贞观之治。魏徵是一位很有名的谏臣,他劝谏唐太宗,敢于犯颜直谏,不留情面。有时候唐太宗很生气,魏徵都据理力争,反正魏徵不怕死,他知道如果唐太宗这个人不能听劝谏,自己大不了就是死,他原来的主人太子李建成被杀后,按道理他应该殉节,所以他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因此敢于对唐太宗犯颜直谏。难得唐太宗是一位受谏的人,能受谏的人有福,有福的国君来领导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就有福。王珪和魏徵都是唐太宗的谏臣,这是良臣得遇明君,这种因缘很难得,所以他们不死。这反而是大节,不是小节,不是匹夫匹妇之小谅,他们的存心都是为了万民。

现在,我们老恩师得到了一部《群书治要》,这本书就是魏徵带领大臣们专门为唐太宗编辑的。唐太宗是一位很有作为、很有见识的明君,他十六岁就领兵打仗,书读得是少了一些,当了皇帝以后,他就想多读点书,他想学习,所以魏徵就把中国古圣先贤经典里面的关于治国平天下的这些重要的教诲、道理收录起来,编辑为《群书治要》,拿给唐太宗学习。这本书后来在中国反而失传了,被日本人请回了日本,一直保留着。一直到近代,才从日本又传回中国,我们老恩师一看,这是好东西,准备在我国台湾地区印三千套,作为我们学儒,特别是想学习怎么做领导,不管你将来是想做国家领导人,还是企业领导人,只要是做领导,学问都在这里面,看了这部书,就等于看了几十部经典。

王珪、魏徵与管仲是同一种仁人志士,蕅益大师说,“若夫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本非圣贤之谈,正是匹妇之谅”。若夫就是至于“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的这种说法,忠臣不能易主,只能事奉一个君主,实际上这不是圣贤之谈,圣贤人没有这样教过。孔子赞叹管仲,管仲事二君,但是他的这个忠是大忠、大义、大信,这是仁。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明朝的方孝孺,明成祖朱棣叛乱,自己当了皇帝,他让方孝孺写诏令,诏告天下,帮自己正名。方孝孺是一位很有威望的学者,也是明朝的重臣,他是破口大骂,说朱棣是燕贼作乱,因为朱棣是燕王。朱棣很生气,结果灭了方孝孺十族,不是九族,是十族。方孝孺也是难得的忠臣,忠臣不事二君,可是明成祖朱棣确实比前一位皇帝要贤明一些,后来明成祖也确实很有作为。

我们试想,假如方孝孺不死,能够辅佐明成祖,他可以做帝王之师,就像唐太宗把魏徵视若自己的老师一样,可能明朝的人民会有更大的福报。所以,“忠臣不事二君”的这种说法,并不是圣贤人说的。真正的忠臣,不管事什么君,都要以民为重、以民为本。当然,我们说这个话,也不是提倡随随便便事二君,不断地更换自己的主人,如果是有一丝毫的私心,为了图自己的私利,为了自己的名闻利养,那就是不忠不义。管仲没有一丝毫这样的想法,王珪、魏徵也没有这样的想法,特别是魏徵,对唐太宗很不客气,直言相劝,他连死都不怕,所以他能够做一个忠臣。如果没有管仲的能力和才华,又遇不上像齐桓公这样的明主,我们能够殉节,也不失为一个忠臣。当然,这些事情只能是可遇不可求。

女子之德 首重忠贞

所谓“烈女不更二夫”这句话,这是讲女子。女子在古代,没有像男子那样接受很多的圣贤教育,所以她的才华、治国安邦的能力当然不可能像男子那么好,毕竟她没受过这种教育。另外,女子天生的情执要比男子重一些,治国、平天下可不能讲感情,感情里有私心,只能用理智,否则就会出大问题。所以历史上,真正的女皇也只出了一个武则天,慈禧太后都不行,慈禧太后是祸国殃民。

女子因为受的教育比较少,相对来讲她的见地就不高,就不能够以圣贤的标准过高地要求女子,所以,一般来讲,就会要求烈女不更二夫,这样能让人心安定。如果大家看了这句话,“烈女不更二夫,本非圣贤之谈”,好了,就可以随便离婚了,可以搞外遇了,这就完全错了!为什么?她不更二夫,她是个烈女,是有贞德的女子,只是她没有成圣贤而已。大家可要听明白了,如果她随随便便更二夫,不仅做不了圣贤,烈女都不是,正人君子也不是,就变成了淫乱之女,就是圣人所不耻的。“本非圣贤之谈,正是匹妇之谅”,匹妇是指普通女子,是有德行、有基本人伦道德的女子,像现在乱搞男女关系的,连匹妇都称不上,所以现在这个世道远不如古时候。

我们现在得讲一个基本的做人的道德,先把人做好了,才能谈到做圣人。所谓“流俗众,仁者希”,管仲这种仁人志士现在特别少,如果能有那么一、两个,又遇到明主,这个世界就会因他而得到安定和谐,这都是可遇不可求的。我们不能要求别人做到,我们自己首先得做一个忠信有德之人。“故易辞曰”,孔子批注的《周易·系辞传》里说,“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这句话是《易经》里恒卦的第六爻的批注。恒其德就是有恒,有恒是已经很难得了,但是还未必尽善尽美。只是有恒,我们能持之以恒,从一而终,未必能够成为圣人,圣人的境界更高。所以孔子讲,“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善人我已经见不到了,我能看见一个有恒心的人,就已经很难得了。孔子的话很明显,说明善人比有恒心的人要高。

贞是贞德,忠贞的德行,就是从一而终,特别是指妇人,贞德就是有恒。从一而终,这种德不能叫圣德,只能是做人的基本道德,所谓夫唱妇随。俗语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女子跟着先生,有三从四德。所以,对女子来讲,恒其德,贞,就是吉祥;如果不恒其德,不贞,对妇人就不吉,是凶。可是对夫子,就是对男子而言,恒其德是凶,为什么?如果只讲一个恒,没有提到大忠大义的高度,就变成什么?愚忠,反而不能利益万民,所以叫凶。恒卦的第六爻,正好解释了召忽是恒其德,是贞,可是他凶,最后他死了,如果给他算卦,就能算出凶,而管仲就超越了。

“大丈夫幸思之”,这是蕅益大师对大丈夫讲的。大丈夫是谁?立志做圣贤的人,立志为国家、为天下做出一番事业,有实现和谐世界理想的人,这个德行就超过了恒德,比有恒更要讲求了,讲求圣德。当然,只要能够有这样的愿心,每个人都能成为圣人。孟子讲,“人皆可以为尧舜”,即使是女子,能不能成为圣人?能不能超过“恒其德,贞”的这个境界?也可以。但是,这也是非常非常少有的,我们举历史上一个故事,大家就能看出来。

在三国时代,最有名的貂蝉,她的德行就超过了恒其德,超过了贞德,她可以说是女中大丈夫,她就是事二夫。当时,董卓挟天子汉献帝以令诸侯,不可一世,他是个大奸臣,为人狠戾、暴虐,民不聊生。董卓的势力很大,再加上他手下有吕布这一员骁将,吕布认他为义父,二人狼狈为奸,朝中大臣谁都动不了他们。大臣王允想要离间董吕二人,他发现自己的丫鬟貂蝉是位深明大义的女子,他就想了一个美人连环计,他先认貂蝉为义女,让吕布喜欢上貂蝉,并把貂蝉许配给吕布,承诺择日完婚;然后又请董卓来他家喝酒,又让董卓迷上并占有了貂蝉。吕布见貂蝉被董卓霸占了,非常生气,在董卓家的花园里他偷偷地见到了貂蝉,貂蝉就装模作样的说自己喜欢的是他,结果被董卓这个老贼霸占了,自己痛不欲生,让吕布的心里产生怒火。然后,王允就把吕布拉拢过来,最后让吕布亲手把他的义父董卓给杀掉了,也等于是为民除害了。吕布杀了董卓后,又把貂蝉霸占过来。当然,吕布也好景不长,因为他的所为都是为了自己的私欲,他见利忘义,后来被曹操所杀。

貂蝉的深明大义,可以说比烈女的德行又高一层,她是以国家、万民为重,可以牺牲自己,这种人是女中大丈夫,这是真正做牺牲。在德行上讲,能够为了贞,把生命都舍去,这是贞,已经很可贵了;但是,为了道义,为了万民,能够把贞也舍去,这个女子就是大丈夫。我们从圣人的评论当中,去了解圣人的存心,明白我们自己该怎么样去学习。我们要从基础学起,一步步来,先做一个有恒者,扎好德行的根,最后把自己的一切都放下,为了万民,做出任何的牺牲都可以,这就是圣人。

第十八章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

子赞文子 举贤荐能

雪公在《论语讲要》里引郑康成的批注说,公叔文子是卫献公的孙子,叫拔,也称为发,他推荐自己的家臣大夫僎给卫君,“与文子同升诸公”,诸当之于讲,他的家臣僎与自己一同升于公朝,一同商议国家大事,一同事君,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家臣的地位与自己平等了。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提拔自己的下属与自己平级,“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文是公叔文子的谥号,是他死了以后,国君给他的封号。

雪公引《礼记·檀弓篇》说,“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请谥于君”,卒是去世,公叔文子去世后,他的儿子戍请国君封一个谥号,“君曰”,卫国的国君说,“夫子听卫国之政,修其班制,以与四邻交,卫国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夫子听卫国之政”,夫子是指公叔文子,他听政于朝,“修其班制”,对国家的制度有很多好的修改,使朝纲更正了;“以与四邻交”,与四方外国交往,“卫国之社稷不辱”,使卫国不受辱,很有功绩,所以“不亦文乎”,给他封了个谥号叫“文”。这是卫国国君给他封谥号的原因,与孔子讲的不一样,孔子是说他能够将自己的家臣推举出来,与自己同朝事君,这两个原因不一样。

雪公引清朝刘宝楠先生的《论语正义》,《论语正义》又引钱氏坫的《论语后录》说,“周书谥法”,按照周朝的礼法,给人安谥号有六等,六种不同的等级,第一是“经天纬地”,这就是圣人;第二是“道德博厚”,这就是贤人;第三是“学勤好问”,勤奋、好学好问;第四是“慈惠爱民”,慈爱、惠泽万民;第五是“愍民惠礼”,愍是慈愍,对百姓很有慈愍心,给百姓以恩惠,很讲究礼仪;第六是,“锡民爵位”,是提拔百姓中的人才。这六等里,“并无修制交邻、不辱社稷等例”,与卫国国君讲的不一样,这是卫国国君自己编出来的,不符合礼法,在周礼里没有。所以,孔子就要纠正,卫国国君这样安谥号的理由不正确,于是孔子说了一个正确的理由,就是公叔文子能够举荐家臣出来事君。

为国家举荐贤才,确实需要有很大的心量,我们自己不一定很有贤能,但是能举荐贤才,这是对国家很大的贡献。因此,按照周书谥法的六个等级来讲,公叔文子可以符合最后一个,“锡民爵位”,给没有爵位的人做官的机会,让他们同朝为官。因为在春秋时期,很多的大夫都是世袭的,并不是举荐的,孔子本人就非常推崇任人唯贤,他对世袭的制度并不是非常推崇,所以他赞叹齐桓公能任用管仲。对齐桓公来讲,管仲是阶下囚,鲍叔牙举荐管仲,齐桓公就任他为相,最后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可见得孔子的思想里,他推崇任人唯贤,举荐贤才的制度。在《论语》第十三篇里,仲弓问政于孔子,孔子教给他三个方面:先有司,其次,赦小过,举贤才。怎么办好政治?首先,你要把自己底下的这些官员的工作分配好,要各司其职,这叫先有司;其次,赦小过,是不要追究小过错,要宽容、宽恕;最后是举贤才,举贤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孔子不仅纠正了卫国国君谥号不如礼的地方,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公叔文子能够举荐贤才的赞赏。

弟子为师 大公无私

蕅益大师批注说,“卓吾云:因他谥文子,故曰可以为文”。李卓吾先生是就事论事,公叔文子已经被封了谥号叫文,孔子说可以为文,换句话说,孔子对于公叔文子是赞赏的,“文字不必太泥,总之,极其许可之词”,孔子赞许公叔文子的功绩,但不是卫君所说的修制交邻、不辱社稷,是赞叹他能够举贤才。可见一个国家,贤才是多么重要!而能举贤才之人,就像能挑出千里马的伯乐,国家肯定有贤才,但是能够举荐的人就不多了,所以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没有伯乐,千里马就被埋没了。因此,对一个国家来讲,伯乐是至为重要的。

在佛门里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举贤才。禅宗六祖惠能大师,从唐朝到现在,没有人不知道他,他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出身贫寒,父亲早逝,他陪着母亲生活,他很孝顺,每日以砍柴为生,没有读过书。可是他的根性很利,偶尔有一次他听到有人念《金刚经》,就悟了,于是请问这《金刚经》是从哪里请的,他也想去学。读经的人告诉他,是从黄梅五祖那里请的,他可以到那里去。大家看到惠能很好学,根性也很利,预知他将来会有很大的成就,所以都出钱来帮助他赡养母亲,让他没有后顾之忧,于是他就上黄梅拜师去了。后来,果然在五祖会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做了禅宗第六祖。他得了五祖衣钵后,就南下,潜伏了十五年,方才到了广州。

在当时,广州有一座很有名的寺院,叫法性寺,就是现在的光孝寺,住持和尚是印宗法师,远近闻名,法缘殊胜,有很多的弟子。惠能大师,当时也就是四十岁,很年轻,没有人知道他得了衣钵。惠能大师到了法性寺之后,遇到印宗法师,印宗法师与他一交流,发现他不同凡响,绝不是普通人,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他正是禅宗六祖。印宗法师不简单,立刻给他剃度出家,然后反过来拜惠能大师为师。印宗法师在南方有非常高的威望,他这一拜六祖惠能大师为师,立刻全部的信徒都皈依惠能大师,使得惠能大师法缘殊胜,把禅宗发扬光大,佛法盛极一时。

印宗法师也不是普通人,他能举荐惠能大师,如果没有他这样的表演,惠能大师只是很平常的一个人,没有文化,谁能想到他是衣钵传人?而且更难得的是,印宗法师是惠能大师的剃度师父,反过来还拜他为师,拜徒弟为师,这种做法普通人做不出来。譬如,大家同朝为官,这个人是我提拔起来的,他等于是我的弟子,现在我要拜他为师,我把他推为宰相,我听候他的发落,一般人做不出来。公叔文子能够做到的,仅仅是把自己的家臣提拔到与自己地位平等,没有比自己的地位高。所以,如果不是大心量的人,不是真正大公无私的人,是做不出来的。稍有一点私心,有一个自他的分别,想着凭什么他要高过自己,只要有这一个念头,就做不出来,就会有嫉妒,自己就会傲慢,这就障住了利益大众的缘。如果障着的是佛法,障着的是众生的法身慧命,那个因果就重了。所以,孔子赞许公叔文子的做法,说他可以为文,这里面有很深的意思,我们要好好学习。

很可惜,当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里有这样的一个人,他能够极力地举荐孔子,让孔子真正做大夫,帮助一个国家兴盛起来。当然,孔子不只是为了兴盛这一个国家,更重要的是为了平天下。孔子有一套经世的学问,他能用礼乐之治把一个国家兴盛起来,把周公之治复兴起来,这个国家就可以作天下的样板,天下各国就可以效法这个国家,天下就太平了,就能完全恢复周公之治。孔子是真有这样的信心、把握,所以《论语》“子路第十三”篇里他说,“苟有用我者,三年必有大成”,如果真的用他来治国,三年就有大成就。我们深信他能做到,但是很可惜,众生没福,所以当时没有一个国家能重用孔子。孔子也发出这样的感叹,感叹自己的运气连公叔文子的家臣都不如,没人举荐他。所以,可见得伯乐是多么重要,能够为国家举荐出一个圣贤人,这是对国家、对人民的第一大功德。

第十九章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

灵公无道 重色轻德

在这一章里,孔子有不少评论人的地方,孔子评论人的目的,是让我们从中得到学问。

“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孔子说卫灵公无道,是个昏君。卫灵公是个好色之徒,他宠爱自己的妃子南子,孔子曾经在卫国待过一段时间,但是没有被卫灵公重用,在离开卫国的时候,孔子很感叹地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他没见过一个人喜爱道德,就好像喜爱美色一样。这是专指卫灵公,他好色不好德,所以有德之人就走了。“康子曰”,季康子问孔子,季康子是季氏家的大夫,他是鲁国三家里面最强大的一家,“夫如是,奚而不丧”,卫灵公如此这般无道,为何他不亡国?有的批注说丧是亡国,有的说是失位,两种解释都可以。

“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孔子举出三个人,他们都是卫灵公的大夫。仲叔圉就是孔文子,治宾客是擅长外交。实际上,孔文子这个人的行径并不光彩,根据《左传》的记载,卫国的太叔疾娶了宋国子朝的女儿为妻,她的妹妹也随嫁了。后来,子朝因为变故逃离了宋国,失了势,于是孔文子就让太叔疾休了子朝的女儿,把自己的女儿孔姞嫁给了太叔疾。可是,太叔疾又是一个多情种子,他竟然又派人把前妻的妹妹引诱回来,安置在一个叫犁的地方,给她修了一所宫殿,等于是第二个妻子。孔文子知道了这个事情,大为恼怒,于是就出兵攻打太叔疾。在出兵之前,他去问孔子,孔子当然不赞成,怎么能为自己家的事出兵,让百姓受累?最后,孔文子又把他的女儿也要回来了。

这种事,肯定是很不光彩的,但是,在《论语》第五篇,“公冶长篇”里,“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孔文子的谥号也是文,子贡问孔子,他何以能够得到文这个谥号?“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孔文子有两条优点,他能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按照周书谥法,他属于“学勤好问”这个等级,所以他能够称为“文”。孔子评价人是很中肯、很客观,虽然孔文子的德行有亏缺,他有自私自利,但是文这个谥号,不一定要完人,而且他也有突出的优点,卫灵公执政的时候,他是外交官,很擅长处理外交事务,对国家也有贡献,所以他当得起这个谥号。

“祝鮀治宗庙”,宗庙是指祭祀,祝鮀擅长祭祀。其实这个人也不是真正的君子,也属于小人。他的特点是很会说话,所谓油嘴滑舌,所以很受宠,孔子称他是佞才。在《论语》第十六篇,“雍也篇”里,“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如果没有祝鮀的口才,“而有宋朝之美”,宋国的公子朝很有美貌,他到了卫国后,得到南子的宠爱,南子是卫灵公的夫人,与公子朝有非正常的关系,所以,祝鮀和公子朝这两个人在卫国很吃香。孔子于是感叹,也是讽刺卫灵公,在当时那个世道,如果没有祝鮀这样的口才,或宋朝这样的美色,“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就很难在今世立足了,这也说明卫灵公很无道。

“王孙贾治军旅”,王孙贾很擅长军事,带兵打仗很有一套。王孙贾与孔子曾有过交往,在《论语》“八佾第三”篇里,“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这是孔子到了卫国,南子想笼络孔子,王孙贾于是跟孔子讲,与其去投靠南子,不如投靠他。他讲这个话是一语双关,用了一个比喻,奥是房屋的西南角,这个地方一般是供中溜神;灶是指厨房里供的灶神,“与其媚于奥”,与其献媚于房屋西南角的中溜神,不如献媚于灶神。这是暗示孔子,奥是指南子,灶是指自己,与其媚于南子,不如媚于他,应该去归顺他。孔子回答说,“子曰:不然”,孔子说两个神他都不会献媚,“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如果获罪于天,不管是向哪一个神去祈祷都没用,天比神更高。天也是暗指天子、国君,孔子忠君爱民,他不搞帮派。虽然王孙贾擅长军旅之事,但是这个人很爱拉拢人,想要壮大自己的实力,也是有私心,还是属于小人之类。

孔子举了这三个人,仲叔圉、祝鮀、王孙贾,虽然他们各有缺点,但是他们也各有特长,有他们帮助卫灵公,“夫如是,奚其丧”,卫灵公怎么会亡国?怎么会失位?

启用圣贤 匡正天下

蕅益大师批注说,“低低人,尚有大用若此,况肯用圣贤者乎”。孔子讲话,都是话里带话,意思很深。他这话是对季康子说,季康子是鲁国权力最大的大夫,他把持着鲁国朝政。孔子用卫国来做比喻,卫国国君能用这三个人,这三个人叫“低低人”,就是小小人,小人都比不上,没有德行,他们只有一个能力、一种特长,能为国家所用,竟然也有大用若此,能够让卫国不亡国。可见得,用人才,如果用对了,是多么重要!用这种低低人,尚且有这样的功效,“况肯用圣贤者乎”?圣贤是指谁?孔子。如果他能用孔子,这个国家一定繁荣昌盛,一定称霸诸侯,一匡天下,绝不会亚于管仲辅佐齐桓公。

孔子对季康子讲,卫国有这三个大夫,是低低臣、低低人,实际上也是暗指,鲁国不是也有三家吗?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这三家不也一样吗?也是低低人。如果鲁国能用孔子,这三家又各有所长,鲁国不也一样能够强大起来吗?所以,孔子的话,既有教育季康子的味道,又有批评季康子的味道。圣人讲话,真的很高明,我们反复去咀嚼,这里面很有味道。鲁国三家与卫国三家没什么两样,都是低低人,鲁国现在不也还没亡国吗?如果你想让鲁国兴盛起来,你就要用圣贤,这就是孔子的意思。所以圣人讲话,不仅是在教诲当时的人,也能够教诲后世之人。

第二十章

【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

内有实德 问心无愧

雪公在《论语讲要》里引何晏的《论语集解》,何晏又引马融的批注说,“怍,惭也”,惭愧的意思,“其言之不怍”,就是其言之不惭,讲话不会惭愧。“内有其实,则言之不惭,积其实者为之难也”,内有其实的实是实德,我们自己真有德行,言之不惭是讲出来的话才可以问心无愧,才不会不好意思,因为自己做到了。譬如,我们教人孝养父母,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够孝养父母,而教别人孝养父母,大谈孝道,心中就会有愧,讲得也就不够那么响亮,没有十足的镇定和信心。换句话说,感化人的力量就没有那么大。如果我们自己做到了,内有实德,我们说出来的,哪怕只是淡淡地说一句,那种感动力就很强。我们讲话的神态、语言、音声,都是非常坚定,没有任何怀疑,让人一下子就能领受,这叫“言之不怍”。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修自己的实德,言语就没有虚妄,这是实学。

我们立志弘扬圣贤教育的人,自己首先要学习圣贤、君子之德,最起码的是《弟子规》,我们教别人学,自己要先做到,否则,我们讲的课就很难感动人,人家都听得出来。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耳朵也是聪慧的,我们的表现,大家看在眼里,听在耳里,就能知道我们到底是个什么程度。同样的一句话,两个人说出来,教化的能力不同,其原因就在于这两个人的德行有差别。所以,我们要培养自己实德,才能有感动力,才能有教化的效果,“积其实者为之难”,难在什么?积其实者,我们真正在实德上下功夫,这个难。譬如《弟子规》,讲《弟子规》不难,真正能做到《弟子规》,就不容易了。

譬如我常常听到有些父母说,他们让自己的孩子学习《弟子规》,怎么好像改变不了孩子的坏习气,很是苦恼,不知道该怎么教孩子。圣人教我们,“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什么我们让孩子学习《弟子规》,孩子的品格没有提升,习气也没有改呢?我们得在自己身上找毛病、找原因,孩子没看到好榜样。父母说《弟子规》好,父母做到《弟子规》了吗?父母没做到,让孩子来学,孩子能服气吗?所以,我们自己讲出来其实很惭愧,不能做到“言之不怍”,就是因为自己没有积其实,没有把《弟子规》变成自己的实学,只是口头上、文字上的,这是文学,不是实学,不管用。

所以,要教儿女,首先要教自己;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要改变别人,首先要改变自己,这是千古不易之真理。所以,难能可贵之处,是我们自己先做。我们的恩师讲,做到了再说,是圣人;说了就去做,并且能做到,这是贤人;说了不去做,那叫骗人,就是言之有怍,他有愧意,不好意思再讲了。

知行合一 成就圣贤

蕅益大师批注说,“正要人怍”,这四个字点得太好了。孔子讲,“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我们讲的言语,讲出来能够问心无愧,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我们听孔子的话,要能听懂,孔子是教我们自己要去做。首先我们要生惭愧心,“正要人怍”,我们现在学了《论语》里的这些言语,学了圣贤之道,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去跟别人讲,虽然是需要跟别人讲,因为如果没人讲,圣贤之教就没有人去弘扬,不能发扬光大,讲是一定要去讲,但是在讲的同时我们自己要去做,自己要先做一个贤人,最后成就圣人。所以,如果我们自己做不到,要生惭愧心。惭愧是善心,如果一个人无惭无愧,这个人就没救了,他就会做恶事,他不会觉得不好意思,那他怎么可能改?听到了圣贤的道理,我们自己做不到,居然还不生惭愧,怎么可能提高?所以,能惭愧,这个人就能进步。

蕅益大师把孔子的意思点出来了,这是孔子的心要。自古以来,凡是成圣成贤的人,都有这个惭愧心,也就是知耻的心,才能成就。古圣先贤成圣人了,我的本性与他一样,为什么我不能成圣人?我们要惭愧,这是知耻,知耻近乎勇,我们才能够勇于改过自新,才能够难行能行。

第二十一章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讨逆诛乱 维护礼法

鲁哀公十四年,“陈成子弑简公”,陈成子是齐国的大夫陈恒,他把自己的国君齐简公给杀了。这是弒君犯上,严重的犯罪,天地不容,人神共怒,完全毁坏了礼法。齐国与鲁国是同盟国,也是邻国,齐君被杀,鲁国按道理不能袖手旁观。自己的邻国出现了严重的非礼之事,大家都属于周天子的诸侯,岂能容忍这样的非礼之事得逞?所以,孔子劝谏鲁国国君鲁哀公,请求他出兵讨伐齐国的乱贼,诛杀陈恒,维护礼法。

因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孔子“沐浴而朝”,在上朝劝谏之前,孔子先斋戒沐浴,说明非常慎重。孔子当时已经周游列国回来了,他不是大夫,是鲁国的国老,国老就是德高望重的人,如果有要事,国君会咨询国老。所以,除非有大事,孔子才会入朝去见国君。“告于哀公曰”,孔子对哀公说,“陈恒弒其君,请讨之”,齐国的大夫陈恒,竟然杀了自己的国君,这是严重的违礼,请求国君派兵征讨。结果鲁哀公是什么样的反应?“公曰:告夫三子。”鲁哀公推避责任,让孔子去对三家讲,因为鲁国是被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家专权,把持朝政,什么重大的事情,全部都是经他们决定,国君自己也知道,自己是名存实亡,他也不敢做决定。

孔子只好退了下来,“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孔子对别人说,以是因为,因为他过去做过大夫,现在又是国老,从大夫之后就是跟着大夫后面走的人,这是孔子谦虚的话,实际上,他的资格也是大夫。既然身为大夫,对于国家大事,就不能不管,所以“不敢不告也”,他有这个义务上朝来建议国君。可是,国君不听,“君曰:告夫三子者”,国君让孔子去告诉专权的三家,他不肯做主。国君这样说,孔子只能照着国君的话来办,他是臣子,必须听命于国君,国君虽然没有智慧,也得顺从,这是符合礼的。于是,孔子就去找那三家,“之三子告”,之当往字讲,就是去的意思,一家一家地去跟他们讲,请求他们出兵,因为兵权在他们手上,他们有军队。“不可”,没有一家愿意听从,谁都不肯出兵。最后,“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孔子说,他身为鲁国的大夫,鲁君叫他来讲,他就不敢不跟他们讲,意思就是说,他得听鲁君的话。

雪公在《论语讲要》里说,古注对此章的议论很多,雪公摘录了三种说法。第一种是根据《左传》里的记载,哀公十四年,陈恒弒君,孔子请求鲁哀公讨伐齐国的陈恒。孔子为鲁哀公做过分析,讨伐是必胜的。第一,齐国有一半人反对陈恒弒君,他是严重违礼,不得人心,这一半人都厌恶他。鲁国虽然是小国,如果鲁国出兵,加上齐国的一半人,内外夹攻,肯定得胜。这是义战,为正义而战,而且能够把鲁国的声名提起来,因为鲁国是最讲礼的国度,他是周公之后,周公制礼作乐,孔子又是鲁国人,树立鲁国尊礼的这样一个形象,这是很好的契机。所以,孔子念念都不忘恢复礼治,这个出兵实际上是维护礼法,可能将来有希望改变全天下非礼乱世的局面,这个举动是很有战略影响的,只可惜鲁哀公不能听从,放弃了这个大好机会。

第二种说法,是顾栋高的《春秋大事年表》里说,鲁国当时的兵权都在三家手里,而三家的兵权又都在家臣手里。譬如季氏家,是最大的家族,军队也是最多的,可是兵权实际上是由孔子的弟子冉求掌握着,冉求是季氏的家臣。如果当时鲁君下令,派遣孔子带兵征讨齐国的陈恒,这是顺应民心,这是正义之战,鲁国的人民百姓肯定会响应。而且鲁君下令,命三家的家臣出兵,三家也不好说话,这是正义的战斗,必须要做的。家臣也肯定会响应,最起码的,季氏家臣冉求肯定会响应,因为他是孔子的弟子。孔子还有其他的弟子,樊迟、有若等,都是勇猛的将士,他们再一号召,可能还有更多的百姓来参与,共同来声讨乱贼。甚至可能还有其他的诸侯国也来响应,这种声势是必胜无疑。很可惜鲁君没有采纳,他害怕,他不敢做主,错过了机会。

第三种说法,是刘宝楠先生的《论语正义》中讲,鲁哀公如果真正奋发有为,愿意改变鲁国当时的这种乱象,趁机把三家的兵权收回来,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他就会让孔子带兵去打仗,肯定是胜利。把陈恒除掉以后,齐国上下肯定非常拥护孔子,拥护鲁国,感恩鲁国。得胜回来的时候,有齐国的帮忙,鲁国兵权又在孔子的手上,就可一举把这三家的权力收回来,既能为齐国除害,又能帮鲁国恢复大治,一举两得。鲁国如果安定了,恢复了礼治,三家不再专权,鲁君有了真正的权力,鲁君又能够任用孔子,说不定也能像管仲辅佐齐桓公一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天下大治。所以这个举动,很有战略的深远意义。可是,很不幸,鲁哀公没有用孔子,这就没办法,只能说众生没有福报。这三种说法都非常好。

私心作祟 社稷不兴

蕅益大师批注说,“陈恒三子,一齐讨矣”,大师说到关键点上了。陈恒是齐国的乱贼,三子是指鲁国这三家,一齐都得征讨,而这一个举动,就能够一举两得,所以圣人的智慧很高。

遇到圣贤人,做领导的,最重要的是知人善用,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如果用孔子,又担心、害怕孔子掌握了兵权,会不会让孔子取代了三家?原来是三家专权,现在是孔子专权怎么办?他有这个顾虑,就麻烦了。或者会担心,即使孔子会忠心耿耿,不会做出违心的事情,可是万一这个举动不成功怎么办?那三家岂不是会把自己也赶出国?过去鲁国的鲁昭公,就是被三家赶出国外,死在他乡。鲁哀公不敢,他怕自己会受害。小人就是私心作祟,使一国社稷不能得兴,都是为自己打算。真正的君子,为了正义可以舍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都可以做到,还有什么担心、害怕的?孔子不害怕,所以他去这样建议。只可惜领导不高明、不英明,即使圣贤人就在自己的国家里,都没办法用他,所以不能改变当时的混乱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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